在某种程度上，加缪将革命与暴力画上了等号。托德说：“加缪谴责革命者无视一切永恒的价值，无视一切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时代差异上的道德。”加缪认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的唯一价值观就是革命，用托德的话说，是打着责任的旗号，革命者们为自己谋得了所有权利。而加缪对苏联和法国的革命提出了质疑，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当时这是勇敢的行为。加缪始终是一位左翼作家，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即便萨特也从未加入法共。跟加缪一样最后离开法共的作家还有杜拉斯。加缪为反对暴力尤其是革命暴力而写作，而萨特认为，彬彬有礼的左派是不存在的。
    加缪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它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于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他还说，“我们不需要希望，我只需要真理。”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眼中，是加缪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声誉。

    正义之前要保卫母亲

    加缪的“转向”让他的左翼朋友们感到了一种背叛。然而，加缪仍然相信某种社会主义，某种近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是英国工党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可能的。
    “加缪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萨特则反对系统化的暴力。”《加缪和萨特》的作者阿隆森这样评价加缪与萨特的差异。当《反抗者》即将出版时，萨特也转向成为革命者，推崇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战胜人类压迫的必由之路。萨特曾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萨特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加缪则告别了革命阶段：他是一个反抗者，完全抛弃了从雅各宾主义开始的各种主义。但两人在与对方的论争中又重塑了自己的思想。
    加缪希望，在谴责暴力和那个时代左翼的问题之后，左翼才能真正重新联合起来。加缪预想的联合没有发生，相反，因为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让左翼事实上分裂了。但也因为在布达佩斯发生的一切，萨特宣布了对苏联的新看法，“怀着遗憾和决绝，我正在剪断和俄国作家圈朋友们的友谊纽带，他们没有谴责（或无法谴责）匈牙利屠杀。我再也不可能对苏联官僚统治集团露出笑脸。”萨特后来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说，共产主义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它的目标只能通过彻底的诚实来实现。
    但更诚实者是加缪，即便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陷入战火，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说：“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他的这份保卫母亲大于抽象意义上的正义、和平的情感，令他站在法国和北非的立场上模棱两可。这个“黑脚”（北非欧洲人自称）一开始并没有像萨特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谴责暴力和殖民主义，而是寄希望于北非的百万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到了最后才希望法国政府宣布“殖民主义是时候结束”。加缪的这种矛盾就被批评者提出，加缪反对革命的暴力，却无视北非、中南半岛反抗殖民者的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而这就是萨特的洞见：世界许多核心组织机构是由暴力构成的。
    加缪不要暴力革命，也不要《圣经》，他的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