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眼中，是加缪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声誉。如果加缪能活得更久一点，在1960年之后，他是否会跟萨特重修于好，并肩走在五月风暴的街头？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乘坐的小汽车撞上了路边大树，加缪当场死亡。听到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加缪的母亲卡特琳娜叹息道：“太年轻了！”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将正好100岁。
    从某种角度讲，加缪是另一个乔治·奥威尔。他们俩死的时候都只有47岁，都在寒冷的1月离世，都有肺结核，都信仰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都站在左翼的立场批判极权主义。比如奥威尔，他一方面坚定信仰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自由，但同时又意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只有批判极权主义，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公正和自由。而加缪始终有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在那里，不公正与不义将被自由所替代。
    《加缪传》的作者托德说，“他们出身不同的社会阶层，却都信赖贫穷的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纯真本性。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对偏左但决非正统的立场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欣然接受。他们顶着时代的谄媚之风，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营或警察社会的残忍，也指出有些共产党人是如何通过重写历史去阐释事实的。”

    以作家之笔进行文艺反抗

    当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那些杂文和《一九八四》出版的时候，奥威尔的左翼朋友们感到愤慨，右派和处于冷战时期的英美政府则报以热烈欢迎。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身上。1951年，他的《反抗者》出版之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都反对这本“反动的小册子”，而右派人士都发出欢呼，他们感到一位左翼知识领袖“转向”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像那几年对待奥威尔一样，赞扬加缪的勇气和洞见，这部《反抗者》也因为冷战和反共浪潮而走红。尤其是在1950年代之后，东欧连续遭遇苏联的入侵，反抗苏联的《反抗者》更成为一个时代的读本。
    什么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尽管他有所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对于加缪或者奥威尔来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近视、盲从以及对权势的嗜欲，这些知识分子比无知的帮闲群众更能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
    在《反抗者》出版后，加缪的朋友跟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加缪的好友、战友，法国哲学家萨特最初不方便评论这本令他厌恶的书，出于保护友情或者其他，萨特让自己的追随者让松执笔。让松在《反抗者》的书评中毫不掩饰自己厌恶加缪的反革命，在他看来，革命通常是一个民族的惟一希望。
    但加缪这本书并非是反对革命，他指的是和他同样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反对那些使谋杀正当化的人。加缪有意识地在当代政治斗争中选择了异端立场。加缪的洞见比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要早四年，比法国作家法兰可斯雷蒙的《极权的诱惑》早25年。尽管如此，右派的阿隆并没有拥抱加缪。战后，世界各处都有许多批评家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结果，奥威尔、卡尔·波普尔和加缪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但加缪是那个时代的法国作家中，唯一一个表达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
    《反抗者》在它那个年代，对整体偏左、亲苏的法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诘问，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革命所带来的普遍暴力，如何面对已经在西方流传开来的古拉格和大清洗传闻。加缪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某些人是如何出于反抗的名义，接受了集体性屠杀的？某些党员（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之后，是如何在20世纪创建了极权国家的？”（托德《加缪传》）加缪要批评的就是受极端思潮吸引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所以1950年代初两人从好友走向决裂，成了法国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如果加缪还能活得更久一点，在1960年之后，他是否会跟萨特重修于好，并肩走在五月风暴的街头？
    加缪坚持认为，暴力是不正当的，反对将政治暴力正当化，在政治中要为道德保留位置，在任何运动中，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必需的。所以在《加缪传》的作者托德看来，在《反抗者》里，加缪想要独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国所处的圈子，反抗他曾经属于其中一员的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他的自我救赎体现为以作家之笔进行的艺术反抗。“写作，就是要以行动反抗历史，反抗这段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弗朗哥主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来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托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