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我觉得你的很多小说都呈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紧张状态……
    S：确切地说，应该是人在和自然的关系中发现自然是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的。自然是远远强于人的东西，所以人会对自然产生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我在写《吃鸟的女孩》时，生理上也有点不能接受，小女孩生吃活鸟想着就挺恶心的，但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我不是也经常吃鸟吗？鸡肉也是鸟肉啊，我跟这故事里的小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共识造成大家对吃活鸟感到不舒服，但对大自然来说，这再寻常不过了。
    B：你在接受《格兰塔》采访时，提到过 5 位对你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佛、塞林格，这里一位西语作家都没有，那么你个人的文学环境是怎样的？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文学传统？
    S：对我来讲，阅读和写作的老师是不同的。我开始大量阅读是13-16岁，主要是拉美文学，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等经典都读过。后来我自己学习写作时，开始读英美作家的作品，同时学习他们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技巧。所以在写作技法上，英语文学对我影响更大些。
    B：如果说“爆炸时期”的作家是你的祖父辈，那么你怎么看待“后爆炸时期”的拉美作家？也就是相当于你父辈这一代的作家？
    S：我读书的时候正好是“爆炸时期”作家的书最畅销的时候，我父辈那一代的作家当时大致还在成型期，没有大规模的受众。对小孩来说，往往更容易受到祖父的影响。而且文学爆炸期的成就实在太辉煌了，对我们的父辈作家来说其实是沉重的负担。要卸下重负、进入新的文学阶段是很辛苦的，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经历了缓冲期，已经轻松了很多，现在年轻的拉美作家都挺个人化的。
    B：你以前学过电影，你的小说画面感很强，有动作有对话，很适合拍成电影。通常大家普遍认为文学能够完胜于电影之处是心理描写，而你的小说里心理描写几乎没有。你觉得电影和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S：电影和文学都有各自的强烈风格，很难做出平面比较。我的小说虽然没有很多心理描写，但是一直在和读者玩心理游戏，你读到结尾时，往往会发现小说戛然而止，但真正的结尾其实就在你的期待之中。我的故事一半写在纸上，还有一半就写进了你的脑子里。这一点电影很难做到。
    举个例子，如果要表现一张木桌，书里会写出现了一张木桌，读者会想象各自在生活中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木桌，还不止一张，有海滩上用的、书房里用的、学校里用的等等。这里有一种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拍电影的话，就得找一张真实的木桌，对它打灯光、聚焦、特写等等，所有的观众看到的都是这一张木桌。这就是电影和文学的区别。当然，电影和文学没法说谁好谁坏，它们有时平行有时互补，不是竞争关系。
    B：你一直在写短篇，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
    S：我下一本书里有两个比较长的短篇，一个50页，一个80页，但是写成长篇还是短篇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想法决定的。有的想法适合短篇，有的则适合长篇，重要的是想法，而不是长度或者体裁。
    写短篇小说其实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特别是出版社，文学编辑们似乎认为短篇小说家还处于练习阶段，写短篇是练练手，不写长篇就不算成熟作家。之前有很多很多人跟我说过，你短篇写得这么好，但是现在应该开始写长篇啦。我觉得很诧异，这好像是在否定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还好今年爱丽丝·门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这些写短篇的都松了口气，这下子总算有点合法性了，以后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追着要我写长篇了。
    不过我现在又有了另外的难题，我已经被打上了短篇小说家的标签，如果要写长篇就很冒险，除非交出很棒的作品，不然恐怕短篇的成功也保不住。
    B：有的作家先写结尾，有的作家从别人书里的话开始，你的小说的起始点是什么？
    S：我的灵感通常来自于一幅画面或是一个场景，然后构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景，然后再补充各种细节。比如《吃鸟的女孩》，我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捂着嘴巴，眼神很惊恐。再想下去，她虽然眼神惊恐，但其实手掌下面捂着的嘴巴是在笑的，诡异的感觉就出来了，再想下去，就有一丝血迹顺着嘴角流下来然后就有了《吃鸟的女孩》的故事。我去散步的时候会把故事的框架结构想好，等动笔的时候基本上腹稿已经打好了。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应该怎样，所以结尾对我来说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