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还认为，中西伦理具体融合道路的选择及其形式和内容的规定，都是根据现存的矛盾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只有实现了中西伦理的具体融合才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深层次解决。马驰昨天说：“中国自古就有人民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但只是在民有、民治、民享三个方面，而缺乏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其原因在于中国过于倚重家庭生活，政治上一向主张消极无为。虽然如此，中国当今急需补充的却不是西方的全套的民主、自由和科学，而是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因此，伦理道德的拯救，也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的拯救。这些论述即便是放到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当今中国，无疑都是警示之言，值得今人认真思考。”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则认为，对梁漱溟的最好纪念是接着说——“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了的、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发挥出新意。”谢遐龄昨天也谈到了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他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与梁漱溟先生相当一致，“当然，有一定的差异——梁老讲无阶级；毛泽东讲有阶级，只不过这所谓有阶级实际上是无阶级。表述上也不同，毛泽东的讲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梁老的讲法是新儒家。”

    谢遐龄认为，如果揣度当时争点，“似乎是梁漱溟、毛泽东二人，究竟谁代表农民。梁老似乎还自认帮农民讲话。其实，解放后的中国农民，无论社会存在还是社会结构都已根本改变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粗看之下，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初期阶段，似乎很相像。梁先生所力倡的，无非组织合作社恢复生产、办教育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建立民团自卫等等。实质上区别则是全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在谢遐龄看来，1949年以后对农村的改造其实是要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国家的农民”，“社会主义改造把社会存在作为自由农的农民转变为社会关系凝固在集体中的社员。”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问题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代表著作，在这本书中，梁漱溟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自梁漱溟以降，乡村建设始终是诸多中国知识分子考虑中国未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投身于乡村建设。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在昨天的演讲中没有太多谈梁漱溟的思想和其当代意义，他分析的是，在梁漱溟提出中国的乡村问题之后，中国的乡村尤其是乡村文化为何在今天呈现日益凋敝的情况，“乡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

    陈力首先忧虑的是“乡村文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和差异的扩大，城乡文化设施投入的不均衡和乡村文化投入严重不足。”在陈力看来，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既有经济水平制约也有领导问题，“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制约，造成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不健全。”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框架已经成型，但在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研究。陈力举公共图书馆为例，“由于受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制约，县级图书馆由县级财政保证，乡镇以下图书馆服务由乡村财政保证，乡村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无法提供文化服务。中西部乡镇财政主要来自转移制度，首先保证吃饭问题，图书馆等文化服务常常无法顾及。三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后，有些地方落实很不好，不是中央财政不到位，而是一到地方后，县级图书馆补贴到了，但把原有的经费扣掉了，实际上就是没有补贴到位。县级图书馆包括乡文化站，它们没有财政账号，其实没有得到这笔钱。”

    在陈力的演讲中，他对乡村文化的第二个忧虑是现代乡村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而稳定，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中国古代的农村是自治共同体，自办的文化一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比如戏曲内容以历史故事和忠孝节义为主，对增加国家和地方认同感是非常有意义的，真正的寓教于乐。”陈力说，但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村民变成公民，文化活动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服务取代自我保障，村镇提供的文化产品中，传统戏曲样式只对老年人有共鸣，但对年轻人，传统戏曲已经不再有吸引力。“普遍现象是，政府的投入不足，即便极少的投入也白白浪费没人感兴趣。现代乡村文化和传统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原先模式已经被破坏。现代乡村文化生态的重构是最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