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解《未来》——戈尔对人类未来最全面的预言

总的来说，欧洲现在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承认欧元区实验的失败，急剧缩小与德国和法国一起留在欧元区内的国家的数量。第二种选择是迅速和大胆地采取行动，不顾德国经济与南欧国家经济之间在实力和生产力上面的差距，实现欧元区的财政统一。欧洲领导人无法实现必须的财政一体化来加快欧洲统一的步伐，这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威胁到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西欧政治凝聚力和经济活力的衰退（以及日本长期的政治瘫痪和经济减速）都造成了美国在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时所面临的困难。过度发展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科技力量以及全球经济的规模─与数十亿人赖以生存的关键自然资源的供应逼近极限相冲突，包括表土层和淡水的供应。对重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是严重的破坏。然而“发展”，以我们所定义的那种奇怪且自我挫败的方式，一直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全球经济政策以及几乎所有公司商业计划的最为重要和压倒一切的目标。我们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建立在不合理的计算结果之上的，完全没有考虑收入分配、资源必需品的不断消耗、以及不计后果地向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和表土层所排出的大量有害垃圾。汹涌的人均消费、快速的人口增长、人类对各种生态系统的支配、以及遍布全球的生物改变的压力等渐增。人们倾向于把上升的商业消费与增加的幸福感混为一谈，事实上在基本需求达到后，幸福的获得只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到达某一点，此后，消费的继续增长就不会再加强幸福感。老龄化因为世界各地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退休人口的相对比例也在增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0年之后发达国家出生的婴儿里有过半数预计将活到一百多岁。当婴儿潮一代参加工作了，有着大量就业岗位的社会则得到极大的生产率提高。然而多年后，到了地球公司的年代，这同一代人有时就不能快速适应工作上的新科技和对灵活性的新需求。如果随后生育率的下跌导致能在职场上替代他们的下一代人数变少，那么在年轻时候叫嚷着要革命性变化的同一批人到年老时又会开始叫嚷着要更多的养老金和更好的医疗保障。发达国家以及某些新兴市场（比如中国）正在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被视作是一个重新设计健康战略和收入支持项目的机遇，因为老年人抚养项目主要依靠工资税收作为主要资助来源，而越来越高的抚养比率已经让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日益减小。城市化大城市的人口在过去四十年里已经增长了十倍。在这个过度城市化的时期，少于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所拥有的人口在世界城市人口中的比例会下降，这是一个会让人口专家感到惊讶的新趋势，他们指出这是一个以往城市化模式的逆转。城市的地理规模之大及其快速向周边农村地区那些原来主要为农业用地的扩张对于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挑战。这种扩张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在2000年和2030年间预期将增长175%。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一个挑战是市政府提供适当住房、淡水、公共卫生和其他必需品的能力。当今世界有超过十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大约为每三个城市居民里就有一个。如果政策和管理没有明显改善，那在未来十七年里贫民窟的住户将翻一番到二十亿。城市的贫困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总体城市增长速度。气候难民发展最快的一类难民是气候难民。虽然他们不是法律所认定的难民，然而他们通常还是被称为难民，因为他们的迁徙不是自愿的，而是“和无情发展的气候变化”相关。太平洋、印度洋和沿海三角洲中一些住在地势较低小岛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迁徙。菲律宾和印尼一些大岛上的人口也面临着风险。孟加拉沿海地区的难民开始涌向首都达卡，其中很多人往更北部迁徙，越过边境进入印度东北部，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那里本就复杂的宗教和部落冲突矛盾。2012年这些冲突引起了印度全国性的恐慌。气候难民的数量将会上升，到本世纪末可能会超过2亿人──其中主要是那些必须搬离南亚、东南亚和埃及大三角洲地带的人。人工生命人工生命的设计和创造可谓是一大突破，为医疗健康、能源生存、环境保护和其它许多领域都提供了诸多可能。例如科学家们希望生产出一种合成病毒，对其进行编程后能用来毁灭或者抑制耐抗生素细菌。有些专家还预言，未来几年内合成生物学将占据15-20%全球化学工业，比起取之于自然资源，合成生物学能够更为廉价地制造出很多化学产品、药物制品、生物塑料和其它新材料。有人预言这种化学和制药生产的新方法将会像3D打印技术，通过“大规模传播”的方式形成制造过程的革命。可是还有那些并不那么紧迫但可能长期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创造出了机器人系统生命，并且合成了合适的生命体──比起已经持续了35亿年的生命模式更为合适，这种新能力将可能如何改变我们同自然的关系？又将如何改变自然？在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以及避免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我们能否高枕无忧地开足马达全力前进？

总的来说，欧洲现在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承认欧元区实验的失败，急剧缩小与德国和法国一起留在欧元区内的国家的数量。第二种选择是迅速和大胆地采取行动，不顾德国经济与南欧国家经济之间在实力和生产力上面的差距，实现欧元区的财政统一。

欧洲领导人无法实现必须的财政一体化来加快欧洲统一的步伐，这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威胁到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西欧政治凝聚力和经济活力的衰退（以及日本长期的政治瘫痪和经济减速）都造成了美国在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时所面临的困难。

过度发展

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科技力量以及全球经济的规模─与数十亿人赖以生存的关键自然资源的供应逼近极限相冲突，包括表土层和淡水的供应。对重要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是严重的破坏。然而“发展”，以我们所定义的那种奇怪且自我挫败的方式，一直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全球经济政策以及几乎所有公司商业计划的最为重要和压倒一切的目标。

我们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建立在不合理的计算结果之上的，完全没有考虑收入分配、资源必需品的不断消耗、以及不计后果地向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和表土层所排出的大量有害垃圾。汹涌的人均消费、快速的人口增长、人类对各种生态系统的支配、以及遍布全球的生物改变的压力等渐增。

人们倾向于把上升的商业消费与增加的幸福感混为一谈，事实上在基本需求达到后，幸福的获得只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到达某一点，此后，消费的继续增长就不会再加强幸福感。

老龄化

因为世界各地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退休人口的相对比例也在增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0年之后发达国家出生的婴儿里有过半数预计将活到一百多岁。

当婴儿潮一代参加工作了，有着大量就业岗位的社会则得到极大的生产率提高。然而多年后，到了地球公司的年代，这同一代人有时就不能快速适应工作上的新科技和对灵活性的新需求。如果随后生育率的下跌导致能在职场上替代他们的下一代人数变少，那么在年轻时候叫嚷着要革命性变化的同一批人到年老时又会开始叫嚷着要更多的养老金和更好的医疗保障。

发达国家以及某些新兴市场（比如中国）正在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被视作是一个重新设计健康战略和收入支持项目的机遇，因为老年人抚养项目主要依靠工资税收作为主要资助来源，而越来越高的抚养比率已经让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日益减小。

城市化

大城市的人口在过去四十年里已经增长了十倍。在这个过度城市化的时期，少于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所拥有的人口在世界城市人口中的比例会下降，这是一个会让人口专家感到惊讶的新趋势，他们指出这是一个以往城市化模式的逆转。

城市的地理规模之大及其快速向周边农村地区那些原来主要为农业用地的扩张对于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挑战。这种扩张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在2000年和2030年间预期将增长175%。

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一个挑战是市政府提供适当住房、淡水、公共卫生和其他必需品的能力。当今世界有超过十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大约为每三个城市居民里就有一个。如果政策和管理没有明显改善，那在未来十七年里贫民窟的住户将翻一番到二十亿。城市的贫困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总体城市增长速度。

气候难民

发展最快的一类难民是气候难民。虽然他们不是法律所认定的难民，然而他们通常还是被称为难民，因为他们的迁徙不是自愿的，而是“和无情发展的气候变化”相关。

太平洋、印度洋和沿海三角洲中一些住在地势较低小岛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迁徙。菲律宾和印尼一些大岛上的人口也面临着风险。孟加拉沿海地区的难民开始涌向首都达卡，其中很多人往更北部迁徙，越过边境进入印度东北部，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那里本就复杂的宗教和部落冲突矛盾。2012年这些冲突引起了印度全国性的恐慌。气候难民的数量将会上升，到本世纪末可能会超过2亿人──其中主要是那些必须搬离南亚、东南亚和埃及大三角洲地带的人。

人工生命

人工生命的设计和创造可谓是一大突破，为医疗健康、能源生存、环境保护和其它许多领域都提供了诸多可能。例如科学家们希望生产出一种合成病毒，对其进行编程后能用来毁灭或者抑制耐抗生素细菌。有些专家还预言，未来几年内合成生物学将占据15-20%全球化学工业，比起取之于自然资源，合成生物学能够更为廉价地制造出很多化学产品、药物制品、生物塑料和其它新材料。有人预言这种化学和制药生产的新方法将会像3D打印技术，通过“大规模传播”的方式形成制造过程的革命。

可是还有那些并不那么紧迫但可能长期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创造出了机器人系统生命，并且合成了合适的生命体──比起已经持续了35亿年的生命模式更为合适，这种新能力将可能如何改变我们同自然的关系？又将如何改变自然？在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以及避免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我们能否高枕无忧地开足马达全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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