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国欢庆建国二百年时，曾经的吴都苏州却在悄悄地庆祝成立两千五百年。吴越之战后两千年间默默无闻的苏州到明代因成为商业城市而复活，经过明清又建造了许多私家园林，成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风光明媚的旅游胜地。老百姓汉语中的“老百姓”是指平民、民众、一般大众。在北京打的时，往往能看到车内备好的月刊《百姓出租》，这杂志内容广泛，是我的最爱。北京现在打的起步价是十元，地铁无论多远一律二元，奥运会召开前夕还新开通了几条路线，出行更加方便。除此以外还有巴士等公共交通，费用便宜又随处可乘，感到真的很实惠。
　　住房和日本也不同，房产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而已。买高级公寓一套要花几千万元，普通公寓也要几百万元。私家车不要说外国名牌，连普通的国产车也要十几万元；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上海却出现了车牌号“一号难求”的现象。
　　我在北京和上海询问了来自各地的打工者的生活状况。他们都以老乡的方式一起合租，相互帮助，遇到经济拮据时就互相救济，一张床两人睡，如三个人就两个睡床一个睡地板，这在农民工中很普遍。这种形式只有在老乡的聚落中才存在，这种互助精神在来日留学生中也较普遍。过去的华侨就以老乡的方式建立互助组织，互相救济的情况和现在差不多。
　　中国人的互助精神在古书中多有记载，不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几千年连绵不断的生活智慧通过互助互济体现出来，这在日本是看不到的，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和智慧。年少时我曾在香港以及新加坡华人中见过上述现象，这种互助精神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而成的传家宝。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日的华侨已达到近百万人。他们在日本辛勤工作着，接受了日本人的勤劳、有序有行、亲切有礼、时尚、正直认真、清洁等优点，同时他们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互助精神，得到了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肯定。
　　日本自满地夸耀经济的时代已过去，现在只有政治影响力和剩下的文化遗产。日本人应当认识到只有尽力帮助正在发展的中国，和中国一起前进，才有日中两国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高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旗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坚信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对的，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可看出这种可行性，将来他们的互助精神必定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中呈现。

　　两国不同的“面子”观

　　历史上，中国战乱不断。兵荒马乱中人们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可靠的只有家人和朋友，而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人的全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凌驾于公司集体之上。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生意场上的不同：日本人看重背景，总是扛着公司的招牌做生意；　而中国人首先要看对面这个具体的人是否值得信任。
　　“面子”是直接反映侠义思想的一个词，在古代中国，为“面子”要拔刀相助，为“面子”要粉身碎骨，“面子”比一切法律、规则都重要。如果将法律和“面子”放到天平两侧，肯定是“面子”一头沉，这就是现实价值基准，这一点一定要牢记在心。
　　在中国，很多情况下，如果被朋友或上司说句“这事儿就托给你了”，碍于“面子”也得想尽办法办成，办不成便是没了“面子”。
　　而且，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在“给”与“取”的反复中得以巩固加深的，一个人若为他人办成过事，那么他以后有事求人时便很容易。我在有求于中国友人时，有时会说“请给点儿面子”，这时对方就会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而竭尽全力为我办好，因为中国人都知道再没有比“面子”更重要的事情了。
　　有这样一个新闻报道，题目为　《中国市场从“人治”到“法治”》，说中国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变，强调契约社会的重要性。的确，现在的中国，日常工作中各种事务已经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去迅速处理了。
　　2008年，日本前防卫省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守屋武昌因在任期间受贿被判处两年六个月实刑，一时世间舆论大哗。仔细想想，多少觉得守屋武昌有点儿可怜，就算受邀打了一百回不花钱的高尔夫球，也不过是几百万日元的事情（一百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六万多元），在日本的高级餐馆吃请一百次，总额也超不出几百万日元。
　　自古以来，日本就不断地从中国引进各种文化，包括一些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文化。细数日本的古代文化，从赖以生存的稻耕开始，到汉字、佛教、儒教、道教、律令制度等，无一例外全都来自中国。当代日本人也许对道教感到陌生，但实际上《日本书纪》和《续日本记》中都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役小角是日本修验道之开山鼻祖。创立的“修验道”派其实就是道教的演变。进入日本史上的中世纪后，即便日本政府不再向中国派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大陆引进的文化却仍然源源不断，平清盛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武将。在神户兴建港口，繁荣了与中国宋朝的贸易，镰仓佛教就是这个时期直接从中国传进的，足利氏是日本历史上活跃于平安时代至室町幕府时代的武家。时代更是保持了与中国元朝和明朝的贸易往来，从高雅的文学、绘画到大酱、酱油、豆腐等食品，日本广泛地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