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别人的书写序，对我来说是一件隆重的事情。

    我曾应一些出版家之邀，为中国那四部古典小说，以及纪晓岚和李渔的文集写序。那活儿，相当于重启一项项学术研究，又要寻找到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当代读者的充分理由，很不容易。但是，那毕竟是介绍遥远的古人古书，虽不容易也可以表现得通脱、潇洒，相比之下，为今人的书籍写序就更不敢了。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什么样的特殊原因？例如，前些年我曾为一位欧洲青年旅行家的书写序，原因是，他沿途的感受居然与我惊人相似。我又为日本当代艺术家团伊玖磨的散文全集写序，原因是，他每年九个月蛰居小岛、三个月漫游世界的生活安排，是我长久的理想。这是第三次为一个当代外国作家写序了，理由没有前两个好玩，却让我十分心动。

    这位作家，就是日本的筱原令先生。他在全书的开头说：

    走进日本的书店一眼望去，与中国相关的书架上全是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无赖论”之类的反对中国、厌恶中国、污蔑中国的腔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日本那边反中、厌中、蔑中一面倒，中国这边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其因果关系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判断。

    是不是因为信息受阻而产生了误会？不是。即便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信息够直接了吧，也有这种一面倒的集体心理。筱原先生又写道：

    每当在中国的日本人聚在一起时，总要说些中国和中国人的坏话，什么政府方针朝令夕改啦，什么中国人不守信用啦，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凡是进展不顺利的事，都是中国方面的责任。可是我不禁要问：既然是如此不如意、不舒服，为什么不干脆回日本去？

    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筱原先生写了眼前这本书《筱原令看中国》。而我，也产生了阅读这本书的动力。一读，写序的理由也建立了。

二

    毫无疑问，筱原先生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难题。

    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政治、地缘等方面来解释，很多学者也都在这样做。但显然，那么多反中书籍的作者，那么多聚集在中国说中国坏话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不是政客，年纪也未必太老。因此，事情要比学者们解释的严重得多。

    筱原先生在书中诚恳地表示，日本人应该与中国人一道为人类作出贡献，所以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他知道自己的作用不会很大，只是期待“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启示”。

    这“一点点启示”，主要集中于“日本人难以理解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的特征”。他特别用括号注明，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特征，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是，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对立。

    这也就是说，他把事情拉到了“理解一时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之上，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个文化课题。不少中国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一来，他把事情讲小了。其实，文化的课题永远也不会太小。

    我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曾经为文化拟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种有关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

    根据这个定义，文化的隔阂，也就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这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对峙。这种隔阂和对峙一旦产生，要解除极不容易。人类历史上种种长久不解的民族对立，都与此有关。筱原先生就是试图在这中间，做点事。

    那么，筱原先生在这本书里是怎么做的呢？我不妨随手举出两例——

    不少准备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咨询筱原先生：听说中国人常常不遵守合同，这是真的吗？

    筱原先生说：在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当事双方的信赖关系，而不是合同。如果建立了信赖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中国人就绝对会为你两肋插刀。

    还有一些日本人问筱原先生，中国人是不是很懒惰？他回答，可以去看看万里长城。他认为，现在在中国遇到的那些不良服务态度，原因在管理体制。

    从一系列具体问题，筱原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之所以要说中国人至今仍生活在武侠世界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讲义气、守信用放在第一位。日本人说中国人违约背信，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才是谎话连篇。因为中国人即使是酒后失嘴，也无论如何都要践诺。而日本人呢，要么说酒后戏言不能当真，要么说请示领导没通过，脸不红心不跳地一推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