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这个思路，他又说：

    中国人依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赖程度决定成事与否，而日本人却扛着财团或大企业的名头牌面行事。

    我并不完全赞同筱原先生的分析和结论，觉得他似乎把很多事情说得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我却欣赏他把表面上的是非之争拉升到了思维习惯的不同，而思维习惯背后，那便蕴涵深厚的文化分野了。

    中国人是不是真像筱原先生说的那样，至今还生活在武侠世界？这个问题另当别论。但是他的这种立论也许能幽默地提醒日本那些反华作者：你们今天在恣意糟践的，很可能是一种云烟缥缈的古典遗形。一千多年前，你们的祖先曾以 “遣唐使“的身份扬帆破浪，去拜访那一个个掩荫在华夏山水间的侠义世界。那些世界，确实与现代生态颇多支离。

    筱原先生在这本书里更吸引人的段落，并不是探讨千年结论，而是描述万里山水。那些城市，那些风俗，那些朋友，那些艺术，他都写得生动、有趣。而他写到站在上海一个宾馆窗口反复眺望与自己早年生活有关的街巷，深情回忆已逝的中国老人，更是动人的散文笔墨。

三
    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现实：中日民众之间的情绪沟壑，包含着太多战火刀戟、血海深仇，确实不是一般的文化论述所能填平的了。

    我在年轻时代，曾根据当时看到的一些中日友好景象，过于乐观地以为，这里有可能创造“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奇迹。现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由此，我对世间的爱恨、人类的前途、文化的目的，都增添了不少悲观成分。直到今天，这种悲观成分还没有减少，在成为我心中的霏霏冷雨，时时产生寒噤。

    回想起来，我多年来也曾一再地企图用文化之力，减少世间裂隙，并以中日民众间的关系作为试验性的着力点。

    例如——

    2000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五十五周年，广岛市召开和平大会，特别邀请我参加。会上，由原子弹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国的民众。我上台发言前，好几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站在我身边，为我担心，不知道我会讲什么。等我讲完，他们都很满意，广岛市的市长也很满意。

    五年后，2005年7月20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我是唯一的中国演讲者。我演讲的内容是反驳“中国威胁论”，希望持论者们能够学习四百年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花三十年时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终于摆脱了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威胁”感。

    又过了五年，2010年5月21日，我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在上海世博园里进行公开对话，话题是联合国在当天发布的有关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报告”。我的讲话重点，是批判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以免世界各地继续以“文明”的名义产生种种冲突。其中，我又举了中国和日本的例子。

    两年后，2012年9月29日，日本京都举行中日关系正常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又被邀为首席演讲者。但是，大家都知道，由于东海局势的突然变化，我失去了演讲所需要的学术气氛，只能宣布退出。这件事，让我一直对研讨会组织者，也是我的著作的日文译者加藤千洋先生深感歉意。但大势如斯，已经顾不到个人情谊了，等以后弥补吧。

    ——这整个过程，让我百感交集。我的每次被邀，都因为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却又浸润了中华文化，考察了世界文化。他们也许想从我这里试探一下文化跨越族群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做什么，更不知道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在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之外，还能在心灵的互融互温方面，开拓出多少空间。

    在记忆中，就在2005年7月我到世界文明大会演讲的那一次，筱原先生长时间陪着我和我的妻子，还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游玩了日本好几座城市。我在大会上演讲的日文翻译，倒不是他担当的，因为那个大会有周密的语言服务系统。风雨飘摇的八年过去了，我很钦佩筱原先生在越来越不容易的情况下还在做文化沟通的难事，更钦佩他用善良的心态、轻松的口吻、感性的叙述来“攻坚”。相比之下，我以前那么多演讲的文化企图也许过大了，还不如筱原先生这样的娓娓而谈，可能会让更多普通读者从温润的语言中有所憬悟。中国古人说“润物细无声”，大概就是这种情景。此事似细实巨，恐怕只能托付给更多的人，托付给漫长的时间了。

四
    因为是朋友，我还想对这本书提一点建议。我觉得，谈中国文化，还应注意一个庞大体量的农耕文明以一种“低消耗、非极端、赖天时、重人情”的中庸之道来维持儒家理想的数千年一贯性。这中间，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时间，是读解它的两大关键。相比之下，以墨家为源头的侠义，虽然长存未灭，却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民间补充。

    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筱原先生。由于读了这本书，我一见面就会对他说：善良和轻松是会有回报的。小回报，让作者增加很多朋友；大回报，让世间减少一些仇恨。一增一减，都是文化的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