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似图书进行归类编成的“文库”或者“系列书”，正在图书市场上崛起

　　针对此类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市场上另一类书正在迅速崛起，且卖得红火。编辑们渐渐找准了读者的心理，将相似的图书进行归类，编成“文库”或者“系列书”。如几个老牌出版社争相推出的文学名著系列，或以平易近人的简装版本低价出售，或赋予华丽的包装供人请进书房。另像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九九读书人的“短经典”，铁葫芦的“中间代”，也都是较成功的例子。系列书的好处是面铺得开，信息量大，善于归类加上打包出售，高效便利，很符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样的出版方式并非今而有之，早些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主编有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小开本薄薄一册，收录了古今中外名家作品不计其数，价格也十分低廉。但这类“文库”本应与“文集”形成经纬交错的形势，使读者既能横向地与其他同类读物进行比较阅读，也能纵向地读到哪怕了解到某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两种方式相辅相成。读者与书籍的关系，本就如偶遇邂逅一般没有什么定数的，你看上了一本书或一个作家，你可以找同类的读，也可以找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读，这本是读者的自由，依据个人的性格喜好或历来读书的习惯而定。可如今“文库本”，“系列书”这样的出版物形式上更自由，时间上也更从容，既可作为单行本，又可成为套系，且为以后同类作品的出版留下了足够空间，优势十分明显，所以近年来逐渐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表面上，用这种更一目了然，更便捷快速的办法引导读者，是既帮助大家省了选书时间，又扩大了知识面，即便读不完整个系列的书，多了解几个书名、作者名也总能掌握个大概。却不知长此以往将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弊病：只一味求广而弃深度，用知识量取代更深刻的阅读体验。这不但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脾性”不符，也限制了读者阅读习惯的多样化。说得好听些，是搞出版的勤快，将书都是先归了细类，唯恐不够细致周到，实际上却是暗中设限诱导，妨碍读者阅读思路的发散。

　　书虽有定价，但并不只是商品，不能单就买不买来评定它的价值

　　当然，这绝非任何一家具体出版社的错。编书无论怎样都是辛苦，编辑绞尽脑汁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书选书。只是如今的图书出版业基本都商业化了，经济干预造就过于精细的成本核算。据说现在编辑报选题有的都被要求填写预计的销售量和针对的群体，纯文学作品哪怕单行本都很难在未经成本核算和市场预期的情况下顺利出版，更别说大部头的文集了。如果是外国文学作者，还要加入译者这一成本支出，书译出后却只能进图书馆积灰，光是心理上的落差就很难使人坚持。即便如上海译文这样有历史的大社，手上握有一些版权，但旧版还未销完，新版又要重印，销售问题仍旧是头等大事，权衡之下只能如单行本那样一册一册出，边出边观望算计，走一步算一步的来，实在可悲。我十分赞同作家北村的一句话：“在任何时代，高雅的文学艺术都不会覆盖至所有大众，但这并不意味大众不受她的影响。”文集的出版，在经济上得不到收益本就是正常的，但出版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它长远的影响力却并不能与经济利益等同起来看。出版社对作家文集的编撰出版，应该得到资金上的专门支持，让介译编撰者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才能定下神来悉心打磨。后期的社会宣传，也应区别于普通的单行本，不要着眼于是否卖得出去，而是要使之获得与其自身质量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让民众对它存有敬畏之心。书虽有定价，但并不只是商品，所以也不能单就买不买来评定它的价值。文集的价格昂贵，问津者寡，甚至被束之高阁，这都是自然现象，但这也不能证明它就无法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它本身的厚重，早已使它产生威信，辐射于人心，让人肃然起敬，或顿生仰慕之情，这未尝不是一种更长远的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