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收录某一位作家几乎所有文字的文集，其编辑出版总能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大事件。可惜，如今即便是热门作家的文集也只能摆在特价书店的架子上蒙尘。与此相对的是，将相似图书加以归类编辑而成的“文库”在图书市场上受到追捧。

　　横向“文库”本应与纵向“文集”形成经纬交错的形势，使读者既能横向地与其他同类读物进行比较阅读，也能纵向地了解某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相辅相成。不过，当图书市场上“文集”远不敌“文库”，长此以往，读者或将形成一种潜在的弊病：只一味求广而弃深度，用知识量取代更深刻的阅读体验。这怕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赶在今年上海书展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他们的“老品牌”：勃朗特三姐妹文集。其实每年书展，除了各种外文小说单行本，几个重量级的出版社总会不约而同地拿出自己精心编选或重版的作家文集，将其视为重头戏。样书寄到我手里，密实丰厚几大本精装，封面设计也十分古朴典雅。除了众所周知的《简·爱》和《呼啸山庄》外，还有夏洛特的《维莱特》、《谢利》以及安妮的《女房客》、《艾格尼丝·格雷》，除历版的文集里有收录外，这些作品的单行本并不多见。爱不释手之际不禁替那些编辑朋友们担心起来，这样好的用纸装帧，收录的作品又十分齐整全面，卖不卖得出去？据我所知，作家作品集或文集，特别是外国文学这块的，近几年来出得越发少了，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几个大社还在努力。就这几年，译文的艾略特作品集，菲茨杰拉德文集，谷崎润一郎作品，三岛由纪夫文集，译林的德里罗作品选集，林文月翻译作品集等，虽都是各种精品，但总是叫好不叫座。早些年的海明威，昆德拉等人的集子如今更是只能摆在特价书店的架子上蒙尘，即便村上春树这样热门的作家，译文那个收录很全的版本也大多只能散落在各处低价销售了。

　　“文集”的最终去向也就是有限的图书馆和更有限的藏书或读书者？

　　曾几何时，文集的编撰出版总能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大事件，因其所耗时间之久，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巨大，出版本身便能在无形中树立起文集作者的地位，成为文化市场上的风向标，潜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其中，容量最大的全集往往收录作者几乎所有的文字，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那套18卷的鲁迅全集，销售时还特地做了一个旅行包模样的书袋装书。其次的文集、作品集，虽不如全集那样面面俱到，但大多依照作者的创作年表将大部分作品一一收入，也都是大部头。更精省些的则是就作者写作成就最高或产量最丰的文学体裁来挑选划分，编撰成小说集，散文集等。针对性最强。虽然编撰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是以作家为本位，这便是文集所以迷人之处。作者与文本的复杂关系，历来文学理论都有研究，总结起来一句话：作者既想在文本中隐藏自己，又更渴望在文本中宣泄自己，剖析自己，表白自己。这种出与入、隐与露的矛盾心态造就了作家与文本之间奇妙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作家文集中更容易显现。很多人，之所以在偶遇了某一部作品后能够执着地寻遍该作家的其他文本，无非是想要窥尽其魅力的全貌，唯恐了漏失了什么留下遗憾，这是光读一个单行本所不能做到的。而此类吸引力越强的作家，往往成就亦越高，所以文集才有如此高的地位，它展现的是最完整最高质量的文学成果，是穿越时代更深地抵达作者灵魂的唯一途径。

　　但是，因为文集本身收录的作品极多，覆盖的创作年代又很长，也就自然会收入一些并不是那么精彩的作品，有些可能是少作，文笔不够老到，有些可能题材或结构上重复了，这也无可避免。即便作品的水平相当，读者兴趣不同，也各有所爱，往往做不到“博爱”，所以挑三选四是常理。挑拣得多了，慢慢形成规律，那些不够好的也就逐渐被淘汰，最终不再成套，反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倒显得更合时宜。加之如今的生活节奏飞快，在读书上亦如此，能看尽表皮已经不错，要连皮带骨摸得一清二楚，反倒有了浪费时间的嫌疑。所以那些有意识阅读的读者，多少要以博览群书为目标。这“群书”指的自然是不同作家，不同体裁，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作品，涉猎越广，知识量越大，所获谈资越丰富越好。对他们来说，独独盯着一个人的看实在效率不高。这种心态固然可被认为是过于功利了，但即便只是重在感受，纯粹依兴趣随性而读，也大多是管中窥豹的心态，浅尝辄止足够回味即可。能一头钻进去读遍某一作者绝大多数作品的，这种痴爱与执着的程度实在是非常难得，十之一二已足够让人欣喜。而文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人数毕竟少，要读那些深冷古奥的偏僻作品，也大多可在图书馆里找到，没有必要自备一套，所以文集的去向最终也就是有限的图书馆和更有限的藏书或读书者，销量是得不到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