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看到多份被密密麻麻填满意见的审稿单，有些甚至是因为意见太多，原本设计为两页纸的审稿单，竟被拉长成了三页纸。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告诉记者，上海译文社的审稿单上决不允许敷衍“同意”两字了事，在初审、复审和终审栏内都列有不同要素，需要认真填写。

　　记者随手拿起一份审稿单，是2013年9月28日，新文本编辑室送审的《杜洛兹的虚荣》一书，该书的基本信息被设计成表格，包括书名、作者、译者、购买版权情况、组译稿情况等，责编逐一填写完毕。在初审责编意见一栏，责编先是对该书的内容、价值和译文质量做了百余字的简要评价；然后对自己的编校工作做了梳理，列出4点说明；最后提出两点疑惑，希望二审能给出意见。在二审编辑室意见一栏，记者见到了对这两个疑点的回复意见，同时还有几条新发现的问题，提请再酌，最后是对一审的评价。而在终审一栏内，竟又提出了3条需要调整的意见。

　　细致、规范化至此的三审制度，韩卫东用了“顽强坚守”4个字。他告诉记者，在上海译文社，一位编辑的年发稿量为5本书、80万字左右，上海译文社这些年也一直在有意识地控制发展速度，不做规模扩张。“为了赢得市场，不少出版社增加出书品种、加快出书节奏，上海译文社也走过这样的弯路、有过徘徊。但是，最后大家还是统一了思想，不能又多又快、不好不坏，必须走品牌立社之路，而图书质量就是出版社的名片。”

　　“现在由于经济压力，人心浮躁，大家对三审制度有些三心二意、流于形式。我们觉得这个制度对保证图书质量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主观上也已把它看成了一个提升质量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制约、限制。”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补充道。事实上，投入精力提高编校质量，上海译文社品牌的价值早已显现，近年来上海译文社每年新版图书300种左右，发货码洋却由原来的7000多万元发展到现在的2.2亿元，退货始终保持在2000多万元。

　　如今，认真填写审稿单已成为上海译文社全社上下的共识，甚至还成为对新编辑的一种无声培训。因为审稿意见的要素都印在了审稿单上，每一个审级都有5~6个要素，例如是否涉及民族宗教、政治敏感问题；是否涉及台港澳地区禁用语未作处理和对书稿专题报批备案后处理情况等。“刚入门的编辑只要一条一条认真对照着做，就会明白如何做编辑了。当然，离做一名合格的编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韩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