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美国诗界在评价卡明斯基时，都首先会称赞他以“向俄罗斯过去的伟大诗歌声音的致敬”，为美国诗歌带来了一份礼物。扎加耶夫斯基也称卡明斯基“像一名熟练的花园园丁——把俄罗斯新文学传统嫁接到美国的诗歌与遗忘之树上。”

　　不过，我们更要留意到，这位年轻诗人“致敬”或“嫁接”的方式却很特别——最起码和布罗茨基的很不同（如布罗茨基的《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一开始就是“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这些尖锐、严峻的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对立项”）。在诗集后面的访谈中，卡明斯基坦言他写诗就是为了“他们”（“是他们坐在我想象的前排”），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并不向过去鞠躬，而是把他们邀请到未来，告诉他们怎样活在我生活的时代。”他甚至强调说：这样的对话“绝对不是什么崇拜，我们常常互相扇耳光！”这就是为什么他居然可以这样来写保罗·策兰：

　　年轻时，他在工厂干活，但人们都说他看上去像古典文学教授，而不像工人。

　　他是一个俊美的男人，有着修长的身体，走动时有一种优雅和几何精确的混合。他脸上有笑容的痕迹，仿佛从未有过其他情感触碰过他的皮肤。甚至在他50岁的时候，19岁的女孩子们还会在火车和电车上对他眨眼，问他要电话号码。

　　策兰死后七年，我看见他穿着旧袍子独自在卧室里跳舞，跳一步哼一句。他不介意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以一种他从未学过的语言。那天夜晚，我看见他坐在屋顶上，搜寻金星，背诵布罗茨基的诗句。他问他，他的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

　　他用英语创造出音乐

　　这样的诗篇，新鲜、亲切、充满灵性，这里不仅有着一种时间空间和诗性上的“奇妙转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体现了卡明斯基对历史和文学经典的独特的别开生面的处理。他何尝不知道策兰一生的痛苦，但是，他不想和前辈一样“以痛苦为职业”。他要做的，借用本雅明在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以童话来对付（历史和）神话中的暴力”；或者说，是使痛苦的亡灵起舞、复活，在一种“新的生命”里！

　　我猜想，这和他的气质有关，和他的“美国化”有关，但这更和他在那些痛苦的天才之后要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有关，和他渴望达到的“疯狂而美丽的自由”有关。这是他作为新一代诗人的寻找，也是对现有文学惯例的反叛，“什么是幸福？几个故事/让审查员上当”（《伊萨克·巴别尔》）；他明知道先知的预言“你会在从雅尔塔到敖德萨的船上死去”（《尾声》），但他仍要祝福，仍要对死神扮扮鬼脸。他要以“语言的欢乐”来消解历史的重量。他要他的女主人公从葬礼上归来后一声不吭“脱下鞋子，赤脚走在雪地里”，以保持“悲痛的尊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甚至，他在他谈论他自己的痛苦经历时也显得是那样轻松，仿佛在谈论小孩子打架：“我并没有生长在一个宗教家庭里，直到有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说‘肮脏的犹太佬’，我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见诗集后面的访谈）

　　也许，这一切和他有幸远距离观照自己的过去并选择了用英语写诗有关。和一直用俄语写诗的布罗茨基不一样，他选择了用英语写诗，因为“这是一种美丽的自由”。而他成功了！他奇迹般打破了那个用非母语写不出好诗的咒语。当然，他的英语是简单的、稚拙的（只要读过他的英文原文就知道这一点），像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的“作业”，但却恰好和他的“童话风格”相称！他用英语所创造的音乐（这一点在译文中也许会有所损失）和某种特殊、陌生的美，甚至令英语诗人惊异。记得布罗茨基在谈论以英语写散文时曾如是说“英语语法至少证明是比俄语更好的一条逃离国家火葬场烟囱的路线”。布氏在散文中做到的而未能在诗中尝试的，他做到了！

　　当然，他在文学成就上还远远不能和他的俄罗斯前辈相比。他能否像他在谈论策兰时所引用的那样创造出一个“策兰尼亚”（"Celania"）的语言国度，现在也不好说。但是，他已经让某种精灵般的生命在他的诗中起舞了——“舞在敖德萨”！是写下这些诗篇的诗人在起舞吗？是，但如果按德里达在谈论策兰时所说的，更是“语言的幽灵”本身（“这正是一种悖论：语言的生命同时也是幽灵的生命”）。是的，是那些不死的语言的幽灵乘着灯标船舞蹈而来，“从远方，从敖德萨”，找到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