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溃散

    与销售、发行这些出版业的“下游”环节相对应，出版业的上游即作者、译者，也面临着同样泥沙俱下、弃城卸甲的现状。

    出版和翻译界节节溃败失守的“公共版权出版”，尚能聚焦媒体的目光，而在这些抄袭案和官司之外，未被发现的抄袭和失误鲜有统计，即便在正常的学术出版领域，也是如此。

    朱绩崧在2011年时发过一条微博，严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一书的翻译问题。这类学术书籍相对冷僻，他指出译者张岩冰翻译中五点非常离谱的错误。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把这本书更多的翻译错误贴上了豆瓣网。

    这位微博ID为“文冤阁大学士”的朱博士，就职于复旦大学英文系，研究方向为“词典编纂”，现在经常用微信号发送一些英语学习的内容。他觉得，买卖书号进行盗版翻译还只局限在小出版公司，而大出版社在学术和外文翻译上的失守，则关乎“职业操守”问题。

    朱绩崧现在给上海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做顾问性质的工作，基本已经放弃了自己动手翻译。之前上海图书公司“九久读书人”找到朱绩崧，想请他翻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给你开高价”，结果翻译完之后，对方告知，“不好意思，版权没买到”。于是，按照当年的合同，只能支付三分之一的稿酬，“我们多数人没有版权意识，(都用)格式合同。大家都这么签，你也得签，没人去研究，等出了问题，才发现，啊，是自己的。”最后，九久读书人赔偿给朱绩崧百分之五十的稿酬，比惯例的三分之一高一些。

    这件事情后，朱绩崧再也没接过新书的翻译，“基本我对这个市场是完全失望，不再有过多的联系”。他现在更多愿意做一个批评家。“抄袭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质量，抄袭是质量不好的衍生”，朱绩崧说，“质量不好”与“价格很低”之间形成了恶性的死循环，“整体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朱绩崧的悲观自有来由，他看过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和《老人与海》，“如果国内质量都像李继宏那样、其实还都行”，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比这恶劣得多。

    今年上半年，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一部英国学者传记的汉译本。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主动要求翻译，也准时交了稿，编辑拿给朱绩崧看，“我对照了原文，如果说这是个作业的话，那就得拿回去重做！”朱绩崧想了个办法，他把译文分给了自己的学生，“一个本科生改出来的，也比这个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做得好！”

    学术著作显然不如公版权的经典作品受欢迎，但低劣的翻译仍层出不穷。“很多学者的英文基本功都不过关，而他做的所谓学术译丛还要供其他学者去研究。如果我们国家的社科出现问题的话，我看恐怕翻译要承担很大责任的”，朱绩崧说。

    朱绩崧曾经给出版社出谋划策，提出一个“最低纲领”：搞好包装就够了；而“最高纲领”还是要求内容做好，“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对着原文看，不会觉得你有问题。”

    在盗版环境下培养下的一代中国人显然陷入了一个泥潭，类似抄译的事情屡禁不止。朱绩崧甚至发现，连外国人来上海也在地铁口买盗版，“法制环境下长大的人也接受”。一方面，盗版的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但是“盗版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甚至我们在潜意识里还是没有转变思维。朱绩崧说，“就像《中国合伙人》演的，盗版，但只要我有钱，外国人就摆得平。”

    有评论以为，部分学者不愿意做翻译，或许还有一个理由——英语翻译并不是稀缺。高校外语专业者们也没有动力去做，“以前翻译是不算科研的，翻译一本理论书，只有五百块的年终科研奖，这也就是说，相当于最低档次的核心期刊论文”。对此，南方大学外语系教授但汉松说：“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在美国，你能够把一个学术的东西翻译得很好，在你评职称的时候是有好处的，一本好的译著可以奠定你的学者地位，就像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东西一样。”

    年轻的学者，有朱绩崧这样“述而不作”的选择，在老一辈的学者中，也有但汉松、黄荭这样继续坚持的例子。

    但汉松曾翻译过一本介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历史的书，由一家小的商业机构操作，很畅销，“做书的时候有严格的质量控制，翻译了一部分就要拿回去抽查”。虽然“抽查”在文学翻译中也有，但因为文学翻译远比商业翻译复杂得多，“文学翻译只是好与不好，很难说译错了。文学翻译一般都是译者和编辑之间，充满人情味，而商业翻译错误率达到百分之三或是百分之五，都会罚多少钱。”但汉松说。

    但汉松近期翻译完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的书，也曾花一年时间翻译美国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书，“对翻译的未来，我还是有信心的吧”，他说。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小小抱怨，“稿酬应该高一点”，“催稿不能太急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