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2013年年初在豆瓣上发起的“一星运动”吗？现在看来，“一星运动”只是译者们不满李继宏译本夸张的宣传文案，而进行“以毒攻毒”的恶搞。

    今年7月以来，先是“韦白抄袭闵雪飞的译文”，导致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宣布《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佩索阿诗选》一书停止发货；而后7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马爱农状告中国妇女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前者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基本原封不动地抄袭马爱农的译文，后者在去年出版的16种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在封面、内封、版权页上都署有‘马爱侬编译’，误导读者”。

    这两桩“抄袭案”证据确凿，被指正的对象百般搪塞但终究抹不去抄袭的痕迹。对比“一星运动”，这两桩个案要严肃得多。而更深处，存在于“公共版权”翻译出版范围内的不良现象由来已久。不管是韦白还是不存在的影子写手“马爱侬”，现在发生了，以后或许还会继续发生。在这些已暴露的新闻表象的背后，或许存在着未知的黑洞。

    译者维权

    正规出版社“苦盗版久矣”，一些擅长“中译中”的书商剽窃几成惯例。

    马爱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二十多年外文编辑，这次，如果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她自己或许不会走上用法律维权的艰难之路。

    1986年暑假，刚从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马爱农开始翻译《绿山墙的安妮》。此书作者是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书初版于1908年，是一部风靡全球的文学经典。这是马爱农的第一本译著，“我祖父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英文编审，我翻译一章，他帮我改一章”。三个月后，书稿交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二年出版。1999年，这本书的版权转移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文简称“人文社”)。此时，马爱农的身份也转换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

    去年11月，马爱农在书店偶然发现了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后译可以对前面的译本进行借鉴，但是这个版本却是全部抄袭，我忍无可忍”，马爱农跟人文社办公室主任宋强说了这件事，“宋强请示了社长，社长也很支持，于是叫来了律师张中辉一起谈。”

    到了今年年初，不断有朋友问她，新世界出版社的一套十六本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名著作品，署名“马爱侬编译”，这个“马爱侬”与“马爱农”到底是什么关系？马爱农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人文社的律师。“律师一开始很犹豫，名字毕竟不一样”，马爱农说。但到了6月，律师告诉马爱农，经过研究和查询相关案例，认为可以起诉。

    于是，两起案子7月正式进入了法律程序。

    7月25日，人文社举行新闻发布会。这起公共版权领域的官司，经过媒体的宣传才广为人知。而在发布会之前，新世界出版社一位自称“小孙”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人文社律师张中辉，提出“庭外解决”，但此后再无下文。张中辉怀疑，自称“小孙”的这位就是那套书的特约编辑“孙豆豆”。目前，媒体已经证实，新世界出版社的该套丛书是与兴盛乐图书公司合作，“马爱侬是编辑孙豆豆的笔名，其下有一个翻译团队在负责翻译”，而中国妇女出版社的《绿山墙的安妮》也是“外包给其他公司做的”。

    马爱农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将这场官司进行到底。虽然他们提出的赔偿共计80多万元，但马爱农听律师讲过，“著作权侵权的官司，赔偿额度是让人失望的。”马爱农说，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维护一种名誉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第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正规出版社“苦盗版久矣”。2003年，人文社推出“名著名译插图本”，但很快，一些擅长“中译中”的书商就剽窃去了。“翻译跟创作不一样，翻译本身的内容是别人的，名著有不同的译本，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起来，你很难抓住确凿的证据”，马爱农说。也因为证据不足，过去发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但都没有走上法律维权的途径，“以前人文社没有过以译者身份进行起诉的案例”，所以当她发现《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挺高兴的，终于抓到一个特别典型的抄袭案例了。”

    稍微检索一下，就会发现，《绿山墙的安妮》一书，在国内出版过近两百个品种，其中不乏一些不知名的出版社，书上连译者名字都没有署。对于更多版本的筛查，马爱农表示为难，“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译文抄袭发现难，而发现了也未必见效。马爱农看到了新世界出版社的《男孩彭罗德的烦恼》的译者署名梅海，“翻译界就一个梅海，我去问他，他说没给过新世界出版社，而且也没有翻译这本书，可能别人用的笔名吧”，马爱农看出了梅海语气中的含义，他没有深究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在中国司法现实的语境之下，公共版权领域的抄袭，基本陷入一个译者自己虽知情，但未必会去举报的境地。

    对于官司所能产生的效力，马爱农也不是很乐观，“惩罚力度不至于产生切肤之痛”，这也就导致公共版权领域乱象频仍，“需要改善的太多，最重要的是侵权违法，要像国外一样，罚得倾家荡产。我们的路还很远，离那一步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