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这个系统里的人，都能感觉到某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或是局部，或是整体。诸如以上种种的不良现象，更多的译者们都持以谨慎的乐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欧阳韬对南都记者说。“我还是相信邪不压正，有些东西在某些时间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骗所有人。”

    欧阳韬介绍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葛云波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揭露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的《文说·耀采》抄袭《四六丛话》叙论和阮元的《后序》。10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抄袭案被揪了出来，“这是白纸黑字的的东西，你抵不掉的。”

    但谁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翻译、出版环境呢？“没人吧。”欧阳韬体谅某些机构的难处，“我还是相信民间读者的力量，偷译就是一个盗窃行为，是要把小偷拎出来示众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官方通告中鼓励读者对剽窃行为进行举报，但只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已。

    [观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版本渐欲迷人眼

    去年11月，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网上热炒。这本相对冷门的学术名著本此前只流行于高校和民间研究人士，传媒效应下，这本书一下子被推广到了大众市场。

    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是冯棠的译本，不能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各大书店在去年12月就开始断货。资本逐利，这就是商机。因为处在公版权领域，《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被众多中小出版社迅速推出新版本。在广州购书中心，仅次于享誉已久的商务版，销量排第二的是中国友谊出版社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为于镇海，过去三十天卖了34本。

    值得一提的是，有新华书店负责人曾透露，此间频频来询问此书的，很多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职工，至于他们买走的是哪个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不得而知。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的邢晓宇译文版、中国画报出版社的傅国强译文版、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裴玲译文版、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陈天群译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陈炜译文版、北京理工大学的华小明译文版、九州出版社的王千石译文版、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宋易译文版等等，近二十个版本在去年年末今年年初陆续推出，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

    但终究“浅草才能没马蹄”。在广州购书中心的销量统计中，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还是在同类销量排名第一。众多雨后春笋的版本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冒出，质量难免让人疑窦丛生。九州出版社的版本是一个“裸版”，导读、后记、附录一概没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中文版之外，还赠送英文版一册。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社长对记者承认，有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但具体合作方式不肯透露。这些版本大都标榜“最权威译本”，对此前的版本颇有微词。是的，后者总是有挑战前者的勇气。

    更多针对译文质量的对比，还没有细致展开。或许大多数版本就本着“过把瘾就死”的态度，印数仅仅几千册，而商务版这么多年来累积了近二十万册的销量。

    这么多版本似乎并不是一无是处。钟书峰是法学博士，曾翻译过《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他在博客中，把中国长安出版社的译者钟书峰翻译的版本和商务的版本进行了对比，认为钟书峰的版本流畅、耐读。

    现在这些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在销售中，新的版本也没有再出来，是的，商机过了。但好书就是好书，以前是，商机过了仍旧是。

    什么是公共版权？

    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只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终止，就算进入了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即公共版权。但著作权的权利保护期，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中国是作者死亡后50年，美国是作者死亡后70年。进入公共版权的著作，出版社可自由出版，无需再取得著作权持有者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