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之意，这表明我们考察的Civilization所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文化”，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概念，把城市作为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农村则是城市的支柱，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让那些并不生产食物的人成为专家，他们是特权群体，免于生产食物的劳苦，他们在休闲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文字、科学、机械、建筑、哲学和艺术；他们进行统治、领导宗教仪式、征税、记录事件，筹划并实施重大的公共工程(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建筑、墓地等)，精心阐述与规范社会的传统与风俗。尽管城市居住者在古代文明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城市精英极大地影响着那时的生活。
    早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金属武器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诞生或多或少是伴随青铜时代的出现而出现的。新的青铜工具，更重要的是青铜武器(剑、匕首、矛)，比铜武器、石头武器更加锋利、坚硬。但是铜的冶炼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它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只局限在城市精英阶层——因此，技术的复杂性对正在出现的城市社会分层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书写也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字的出现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智力革命。像青铜武器一样，书写也由城市精英垄断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部分受过高度训练的书写阶层就为祭司、国王和行政贵族服务。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繁荣的乌鲁克神庙书记员所保存的记录是我们迄今所知的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书写让人类掌握了记录商业事务的方法，也让人类掌握了记录过去事件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书写带来了精确性、可靠性。可以恰当地把书写描述为人类所发明的、意义重大的智力工具。
    文字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历史书写的出现，因而也是文明史的出现。就西方世界而言，“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所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仅仅是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且是当时人们所知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而且，他对各民族能做到一视同仁，不抱偏见，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彼此歧视。所以，他虽然称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蛮族”文化。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历史》一书包罗万象，诸如经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等，无所不包，堪称一部有关古代世界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近世伏尔泰、基佐、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都有其烙印。
    自19世纪史学专业化以来，欧美大学开始开设各种文明史(课程不一定用“文明史”这个名称，但在本质上是文明史)。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30年代，其他大学纷纷跟进；40、50年代是全盛时期；60年代以后开始衰落。但到21世纪，文明史教学又呈复兴之势，各种题材的文明史层出不穷。
    就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文明史编撰而言，大体可把这些文明史分为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军事史，以麦克尼尔、斯塔里夫阿诺斯为代表的全球史和以林·亨特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史三大类。但最近也出现了各类专题文明史，牛津大学出版社与Routledge出版社就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好书。如前者出版的“牛津通识”系列就是比较典型的大家小书，无论是选题还是作者的遴选，都堪称一流；后者的选题意识尤为突出，出版了诸如“历史上的食物”、“历史上的疾病”、“历史上的移民”、“历史上的消费”、“历史上的全球化”等方面让人叫好的作品。可见文明史因其能唤起大众的“悦”读兴趣而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市场。本书也属于专题文明史，而且是笔者所见到的第一本综合性的专题文明史，不但线索清晰，分类明确，而且有许多历史细节，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