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中引用的就更多了。这首诗是指涉、引用、附和、挪用、杂糅、模仿、口技的大杂烩。它用了7种语言，包括梵语，结尾有好几页注释，讽刺学术引用的格式：“引自佛教的《火诫》，其重要性相当于耶稣的登山宝训。全文见亨利·克拉克·沃伦的《英译佛教》（哈佛东方丛书）。”很快，这些注释就被当做真正的注释，当做有用的注解和理解其含义的钥匙。在《诺顿英语文学文集》中，艾略特的注释不是被放在诗的结尾，而是印在每一页的下方，成了脚注，散落于编辑加的注释中。但这些注释不是阅读该诗的指南，而是全诗的一部分。它们没有解释诗中的谜，它们是又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谜。《荒原》是对战后欧洲状况的报告，《尤利西斯》是三个都柏林人一天里发生的故事。但它们都是意义的魔方，挪用了多种风格和传统。艾略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尤利西斯》捣毁了整个19世纪。它使乔伊斯本人写不了第二本书了，它显示了所有英文风格的无效。”它好像穷尽了文学，是一个终结，他希望他的诗也一样。

　　好奇与思考

　　艾略特在他的职业生活中写的文学批评多于他的诗歌和戏剧，甚至比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加在一起还多。在成为著名诗人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批评家了。一生中他不停地转变取向和立场，比如他创造了“感性的脱节”、“客观对应物”等颇具影响的批评术语，后来又认为这些概念不太站得住脚。30多岁时，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银行职员，就大胆地撰文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一部“在艺术上失败了的作品”。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阐述了一种重要的诠释学观点：我知道我正在看的是一幢房子，因为我已经熟悉那些看上去跟它有点像的东西是房子，所以我可以说我正在看的房子是很大、很丑、很现代。我读一首诗时也是这样：我把它跟我读过的其他诗联系起来，过去的诗决定了我们对新诗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新的诗也决定了我对以前读过的诗歌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普罗弗洛克》之后，《地狱篇》读起来就不一样了。艾略特说，一位诗人越是沉浸于全部的文学之中，他写的诗越新，越能影响旧的诗歌。

　　艾略特说：“我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但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时代要求的是文学上无形的主观性，政治上的平等主义，宗教上的低教会或无教会浪漫主义。所以，在70年代中期，艾略特的地位仍得到承认，但人们这样做时很不情愿，开始强调他在政治上反动、保守，在文化上持精英主义立场。艾略特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1月去世，他的名誉好像是牢不可破的，但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萌发。他不再受人推崇的重要原因是，文学与文化的严肃性消失了，这显示了难啃的现代主义与松软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隔。

　　罗杰·金博尔说：“艾略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赞同他对女性、犹太人、教育或宗教的态度，而首先是因为他写的能引起人们共鸣、好奇的诗。”《荒原》中有这样几句：“今晚我心情很乱。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你总不说话。说呀。你在想什么？想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想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写道：“诗人之所以能引人注意，令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感情，他特有的感情尽可以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他诗里的感情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能以罕见的激情和信念鼓舞所有他接触到的东西，他用他的诗歌和评论讨论重大问题。读艾略特的著作能培养严肃的态度，但并不是说艾略特总是很阴郁。他也写过一些戏谑的作品，如《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老负鼠”是庞德给艾略特取的绰号，意思是装傻充愣、大智若愚）。读艾略特的作品会让人感到强烈的活力和漂浮感，这是因为艾略特不停地去发现，因为他渴望把握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