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青创会·青年作家对谈系列”的首场对谈在上海作协举行，这场名为“故事钩沉与城市史诗”的对谈中，作家陈丹燕和编辑曹元勇就城市与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作家孙甘露主持对谈。

　　从小就喜爱草原的陈丹燕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这样的环境，“少年时代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对草原的描写，这是非常让我迷恋的东西，那时候没有草原在写，我便把上海当做我的草原写。”年轻时，陈丹燕很喜欢摆弄问题、摆弄文字，讲究字和字之间那种特别的气氛，但后来的写作就逐渐从对于字面的关注转向对于文体的关注。“文体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文体越自由，书写时候能自如掌控的余地也就越大，对于故事的描述，在文体的帮助下有些问题甚至无需讲，就会自然浮现。”这种利用文体的氛围来构建故事的方式，在一次观看《清明上河图》时曾带给她深刻的启发：“在画卷中，故事的高潮在1/2的地方出现，而前一半都可以归结为酝酿的过程。写作也是这样，整个写作在所有过程中都充满了探险，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叙事上的高潮，这样的写作很有意思。”

　　在非虚构的作品提出多年后，仍有不少人纠缠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界线。已经多次面对类似提问的曹元勇颇感无奈：“对于作者或者读者来说，最重要是一个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真不真不重要，对于读者来说愿意看下去，或者不断寻找信息印证它。通过各种架构语言的过程把它要表达的东西比较有力地表达出来，或者达到理想的状态比较重要。”

　　在讨论非虚构的问题时，曹元勇提出的话题颇为有趣：“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虚构往往大于真实，即使写作资料和基础都真实存在，也喜欢虚构出一个城市，比如　S　市，再把自己的故事放置进去，将真实回避在虚构之后。”在这一点上，陈丹燕则更倾向于直接用真实来说话。“当你身陷在虚构中时，你是无法发觉虚构中的不合格的，比如小说中旧上海、新上海的故事，在接触史学家后，会发觉其中与真实的差异远远大于你的想象。对于虚构里面带有欺骗或误解的东西，我想要放弃。世界如此广阔，并在不断发展中，对于真相的求取就像成年人对于自己权利的要求一样。”

　　在多年创作中，陈丹燕已经完成了六部关于上海的非虚构作品。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她用纸笔全然记录了下来。“写上海的作家很多，上海作家拿一根针挖井，每个人只需挖一小块出来。上海真的是有故事的，这个故事因为你所站角度的不同，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只有从很多角度来看，故事才会是对的。作为作家，你已经生活在这儿，还不该把这个事情做一下？”她说。在当下的写作中，写城市的作品并未成为主流，而是长期农耕社会思维和田野意识下一个处于边缘的分支。“当我们仍倾向于用田园对抗城市时，城市就会被贴上许多标签，比如商业化、物质化等，也会给面对它的作家造成困境。”陈丹燕说，“但是上海最大的好处就是包容性，年轻作家有文学梦，他（她）可以在这里实现，不必在意和别人的不一样，这是一种很愉快的精神享受。”近日，“上海青创会·青年作家对谈系列”的首场对谈在上海作协举行，这场名为“故事钩沉与城市史诗”的对谈中，作家陈丹燕和编辑曹元勇就城市与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作家孙甘露主持对谈。

　　从小就喜爱草原的陈丹燕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这样的环境，“少年时代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对草原的描写，这是非常让我迷恋的东西，那时候没有草原在写，我便把上海当做我的草原写。”年轻时，陈丹燕很喜欢摆弄问题、摆弄文字，讲究字和字之间那种特别的气氛，但后来的写作就逐渐从对于字面的关注转向对于文体的关注。“文体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文体越自由，书写时候能自如掌控的余地也就越大，对于故事的描述，在文体的帮助下有些问题甚至无需讲，就会自然浮现。”这种利用文体的氛围来构建故事的方式，在一次观看《清明上河图》时曾带给她深刻的启发：“在画卷中，故事的高潮在1/2的地方出现，而前一半都可以归结为酝酿的过程。写作也是这样，整个写作在所有过程中都充满了探险，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叙事上的高潮，这样的写作很有意思。”

　　在非虚构的作品提出多年后，仍有不少人纠缠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界线。已经多次面对类似提问的曹元勇颇感无奈：“对于作者或者读者来说，最重要是一个作品能不能吸引读者，真不真不重要，对于读者来说愿意看下去，或者不断寻找信息印证它。通过各种架构语言的过程把它要表达的东西比较有力地表达出来，或者达到理想的状态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