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她对当时的工人阶级寄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有比较中肯、正确的描写,书中有一处地方,这样写道:“……那些受苦的人,他们的唯一遗产就是劳动,可是,如今连这种遗产也都失掉——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因而得不到工资,因而吃不到饭——他们只有再受苦下去……阻止工厂进行改革,不让革新机器,破坏科学发明,固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战争停不下来,有效的救济搞不起来……失业者只能听天由命:吃面包配苦水。” 第五章中还有描写童工怎样在天蒙蒙亮时分,冒着风雪,淋着大雨匆匆赶来上工,一些粗暴残酷的老板是怎样对待他们,只是作者不愿意记载“这些人物的劣迹,省得污染篇幅”,她“要把那些虐待儿童者,苛刻的老板和残忍的监工交给监狱的看守去处理”。 夏洛蒂·勃朗特对罗伯特·穆尔这个新兴资产阶级人物的刻画多少有点笔下留情,她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残酷凶暴的老板,而把他描绘为一个处于逆境,但颇有作为,颇有理性的企业家,你看他在对付工人夜袭时,指挥若定,在对待为首几个破坏机器者则是适可而止。这个人物显得头脑相当清楚,判断事物很有见解,例如,他认为,他之所以不得不拼命采用新机器,迎头赶上去,是因为“如果我在旁边歇一歇,别人就要赶上来,我就一定会被人家踩在脚下”。 又如他对于谢利希望通过“做好事”平息工人的不满,很不以为然,他说,“你的慈善捐款是否永远灵验,我很怀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慈善救济能使工人阶级安静下来的事儿,慈善事业决不会使他们感恩戴德。”他认为,这种“救济”,在工人看来是一种“侮辱”。 果然不出所料,工人大举夜袭工厂,就是在“慈善救济”的“盛宴”的当晚爆发的。
《谢利》是作者面对现实的必然发展的产物,作者不期而然地受到了她的时代的各种影响,她扩大了视野,有了更高超的意向,对事物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力,她自己也说为《谢利》花了很大心血。作者不以单纯处理男女关系、婚姻问题为满足,而是进一步提出了男女的社会地位是否平等,应否平等的问题,同时还直接处理了在英法战争下英国的工商业、劳资问题,这是作者高出于她的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应该指出,作者当时因为《简·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所以,她在写《谢利》时,多少有点谨小慎微,加上在这中间,弟妹先后去世,严重地影响了她的情绪,使得整个作品发展不很均匀,不仅表现在结构上,如到了最后几章,颇有点儿草草收束的情况,在文体上既有充满散文诗韵味的章节,也有杂音似的不够调和的地方,时而出现《圣经》似的笔法,时而有点法国诗歌余韵,整个故事显得不是一气呵成,多少有点焊接的痕迹。 尽管本书有其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其优点或特点还是很多。夏洛蒂·勃朗特善于利用当时现实生活中所提供的题材与人物,正确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大事件,作品富有时代的新气息,新色彩,既发议论又抒了情,写活了人;有些章节时而沉郁悲凉,时而激昂慷慨,说明这些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都是她所强烈感受过、感动过的,也是她深刻观察到了的真情。 1854年,马克思在评价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社会意义时,这样写道:“他们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一切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所揭露的加在一起,还不如他们揭露的多。”读了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特别是读了这本《谢利》,对于马克思这段评价,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与认识,夏洛蒂·勃朗特的确配得上马克思这一并非溢美的评价。
看完了校样,不觉有点感慨系之,要另外唠叨几句。因为这部译稿也可说是“劫后余生”。译稿开译于六十年代初,我好容易断断续续把它译就初稿,已是接近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前夕了。由于原书有好些法语对话,我把全部译稿交给一位同志,请她帮忙解决,就此放在她那里。待到那场“大革命”开始了,我把多年积累的资料烧毁了,所有的“封、资、修”书本,几乎连同中外工具书全都送进了旧书店,还把其他一些译就的存稿全都付之一炬(如果当时这部译稿也在手边,同样地逃不了付之丙丁的命运),决心从此洗手不干。后来进了“牛棚”,我还深为此举“正确”而自诩有“先见之明”,因为那时管“牛棚”的一个“造反派”,在一次突击搜查“牛棚”时,发现一位老先生有一本英文版《语录》,当场没收之佘,还大声叱责:“你还忘不了这一行,《语录》不看中文的,还要看外文的,你这一生一世,别再想干这一行了。”意思很明白,你们这批假洋鬼子,应该从此老老实实,“脱胎换骨”了。 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押上了今天的审判台,这个译稿决没有重见天日的可能,因此,我此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就比较可以理解了。 这里,我应该感谢那位为我保存这部译稿的同志,也要感谢后来为我解决书中的法语的成玉亭同志。至于译文的拙劣和错误之处,我热切地希望得到读者和行家的批评指正。
曹庸 198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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