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安妮的困惑在于：如果她相信勃兰威尔小姐的上帝，而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上帝挑选不上的人必然要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那她就无法像人们教她的那样去热爱上帝；如果她相信一个更近人情、慈悲为怀的上帝，她又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人为的安慰。拉特罗布说，在他的指引下，她“意识到问题不是她的行动违反了上帝的意愿，而是她不爱她的上帝”。这一点表明，文静的安妮早在十几岁时就为她的所谓罪恶（“违反上帝意愿的行动”）感到不安，而且觉得很难——如果可能的话——去热爱她姨妈对她描述的那个上帝。这种思想一再出现，在她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在很长的时期里，安妮曾是牧师住宅中唯一和勃兰威尔小姐做伴的孩子。她同姨妈一起睡在亡母的卧室里，这意味着她不能在夜晚和夏洛蒂、艾米莉一起在小卧室里演出“秘密话剧”。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承受勃兰威尔小姐的全部宗教抑郁症，而这种抑郁症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洛蒂写道，这“对她纯洁无瑕的短暂的一生投下了可悲的阴影”。
    这就是《艾格妮丝·格雷》第十一章中艾格妮丝同南希·布朗之间的思想交流的基础。小说中的牧师哈特菲尔德先生同勃兰威尔姨妈的相似之处，确实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埃伦·纳西对勃兰威尔小姐的策略性的描写表明，勃兰威尔小姐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负——她总是穿着一身丝织衣服，围着披巾，系着饰带。她拥有一些贵重珠宝，常用“一个十分精致的金鼻烟壶”吸鼻烟——这一切根本不符合她宣传的卫理公会教义。哈特菲尔德先生的自我陶醉和他布道时吹毛求疵的偏执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协调。这种矛盾常常困扰和压抑着童年时代的安妮·勃朗特，就同小说中南希·布朗的心情一模一样。
    盖斯凯尔夫人显然是从夏洛蒂那里得到的启示，说安妮“驯服而忧郁……总是逆来顺受而温顺的”。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夏洛蒂本人在《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的序言中也写道，安妮“长期受着折磨，善于自我克制，喜欢思考而且颇为聪颖，她的气质含蓄、沉默寡言，这使她总是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地位。这些特性也使她的思想，尤其是感情，似乎蒙上了一层修女的薄纱，这层薄纱很少掀开……她的性格生来就敏感、拘谨和沮丧”。但是人们不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大姐姐对小妹妹的性格的描述。其他的证据可以改变安妮的这种形象。
    我想，我们可以从艾格妮丝·格雷在小说的开始几页对自己的描述中，以安妮的眼光来看一看她同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姨妈的关系，这很有意思，也很恰当：

    我比姐姐要小五六岁，家人总把我看成小不点儿和小宝贝儿。父亲、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溺爱——他们并不是愚蠢地纵容我，让我变得桀骜不驯，而是对我百般抚爱，养成了我软弱和依赖的习性——我根本不善于应付生活中的烦恼和忙乱。

    ……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在她们的眼里，我还是个小女孩。母亲同大多数善于持家的妇女一样，上帝没有让她生下十分能干的女儿。她自己又聪明，又勤快．从不想把自己分内的事情交给助手去干。相反，她却很乐意为他人和一家之长帮忙，为他们操心。不管她手中有什么活儿，她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干得像她那么利索。

    当个家庭教师该多有意思！去见见世面，过一种崭新的生活，独来独往．施展一下自己没有发挥过的能力，试一试我的无人知晓的力量。挣钱养活自己，不要父亲、母亲、姐姐负担我的伙食和衣着，还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帮助……

这几段话表明了在大多数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承受的善意的庇护。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写到安妮在离开罗赫德一年以后第一次（于1839年）去当家庭教师时的情景，也表明了这一点：

    可怜的孩子！上星期一她离开了我们。没有人去送她；这是她自己的意愿，她要我们让她单独前往，她觉得，要是完全让她独立去应付生活，她会处理得更好，会鼓起更大的勇气。她走后我们只接到过她一封信。她说，她很满意，还说××夫人非常慈祥。她只照看两个大孩子，其他几个还关在婴儿室里，她不用照看婴儿室和里面的孩子……我希望她能成功。她的这封信写得通情达理，而且行文巧妙。你读了一定会吃惊的。我只是担心她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过我的确害怕××夫人间或会认为她说话生来就有点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