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去常熟路旧书店购碑，收获崇禹舲旧物《公卿上尊号奏》，1957年后几乎每周都去朵云轩寻访。1963年元旦，他“晨起独坐小室，殊岑寂，检去年所购碑本，凡唐碑十、唐墓志七，晋碑一。五年以来，去年所得最少。自朵云轩停止供应碑版拓片后，上海无地可得此物矣”，待2月份恢复供应，访得墓志多种；6月间去朵云轩又无拓片供应，就“帖橱”内检《汉建初六年司马长元石门题字》购之。他先后在朵云轩购进了《杨淮表记》《高长恭碑》《北齐定国寺碑》，尤其获得伏庐陈氏《玉筍题名》，此石久佚，素无著录。 

　　当他年近古稀又居处逼窄，丰碑巨幅难以伸展，遂由倾力聚集碑碣摩崖、造像石阙、塔铭经幢，而移情于诏版匋量、匕剑弩机、鼎炉壶洗、铜镜符牌、瓦当陶器、古砖地券、泉币封印之铭文。前些年见于市肆的《北山楼集古小品》（四册），“北山集钟鼎拓片秘笈本”（八册），还如“秦权”“汉钫”“颂壶”“嘉量”“倗生簋”“服肇尊”“虢叔旅作惠叔钟”“北魏鱼玄明砖”拓本多种，能为观止。 

三 
　　老辈人吉金乐石，皆有互助相赠之风尚。1962年末先生收到开封李白凤来信，“知已恢复自由，几乎东坡海外归来矣”，经绍介得宸翰楼藏器百许纸。某天他在南京路店铺购得旧拓未断本《根法师碑》等12种，返家收到李氏寄来河南图书馆藏石十余种，当日丰收之喜，让他摩挲至深夜，殊不觉倦。陆维钊寄来藏家碑目，审视皆“八琼室”物，宋金元碑及题名为多，拟选购数十种。1963年周作人复函“承近有著作，从事金石校订，甚盛甚盛。见询各节，零纸写呈”，并附赠二品。同年启功寄赠《昭陵碑》全份28种，他回赠碑一包43种。1965年底程千帆寄碑一大包，一时尚无以偿之，即卖掉西书34本，以付碑价。他经常卖书以筹买碑之资，仅1964年三次卖出210本书，得藏拓本150余种。 

　　1970年代后期拓本销售逐渐退市，先生便四处托人访购，与范泉恢复通信，遂请“青海博物馆如有解放后出土的石刻，希望你为我弄一份拓本，可以缴纳工料费用”，“如有宋以前的其他碑志，能否为我随便买一份来，款乞垫付”。在与开封桑凡函谈到“足下目录中，宁陵公主志、54人造像、70余人造像、牛知让志（此是宋志），此四种我没有，希望你割爱见赐”。今读《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多有此类友情之踪影，汴梁武鼐、崔耕贻物也习见。旧时流传的碑拓，他差不多都有，但解放后新出土的石刻，难获拓本。1974年他极想得到《文物》刊登的新出两种，辗转托请南阳友人帮助拓得《许阿瞿墓志》；又与天津张厚仁谈及“你这封信使我对《鲜于璜碑》的希望死灰复燃，希望转请你父亲的朋友为我设法一个全张整拓”，“无论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命”。 

　　“得汉魏南北朝隋唐碑铭、墓志、造像之属，不下四千目”，这是1961年先生所谈自己的藏品数。经历六次抄家劫难后，再叙所聚藏品已是“余既聚秦汉以来碑版三千种”。在复宋路霞函说起自己“碑拓亦有一个目录，不过三千种，比起缪艺风、徐乃昌的一万八千种差得远了。不过，比起《天一阁碑目》来，还是我多些”。1995年在《拟编〈历代碑刻文字图鉴〉》中称历年“得大小拓本二千三百余纸，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再加上所藏“集古小品”及大幅礼器墨本，所聚藏品规模也就不言而喻了。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书名为“选萃”，是从北山楼原藏二千余件石刻拓片中精选而出的240种。我猜想很大程度还取决于拓本的印制效果。潘君作为承继藏家，又是本书编者，在“前言”说此书仅是“窥斑知豹，北山楼藏碑之富，足令人羡”。而从前先生还有捐赠，像《玉筍题名》拓本四轴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千唐志斋藏碑》拓本全份送给华师大图书馆。 

四 
　　先生身后，报载这批藏品“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可以说再现了石刻史。很多经过历代知名收藏家之手，仅次于国家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其中的重要藏品，甚至连上海图书馆也没有”，如以前年见于市场的其藏《峄山刻石》会稽本，再算上所藏诸多钟鼎彝器墨纸，先生藏品能推为起始殷周、秦。北山楼藏品如此规模当可视为当代申城继潘景郑、孙伯渊之后独步沪上，迄今无有能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