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哪个伟人不是“一团矛盾”？关于桑塔格，努涅斯向我们透露的最大的秘密就是，她没法一个人呆着。桑塔格家里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身边总是人来人往，努涅斯写道：“对她而言，不得不在无人陪伴的状况下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吃一顿饭，就像是一种惩罚。她宁可出去与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吃。”这也解释了她的一个日常习惯之下的心理需求：在文章尚未改定前，就把草稿传给很多人看——“在许许多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她会选择全由她一个人来做”。

    对于其他人来讲，也许未为不可，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忍受不了孤独，还如何写作？1977年7月19日这一天，桑塔格与女友妮科尔决裂，她心情低落，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One can never be alone enough to write.”这话不大好翻译，勉强译之，就是说，人啊，是永远找不出一个足够孤独的时刻来写作的，言外之意，写作总是在客观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完成的。别指望能有古井式的孤独，就在纷纭扰攘中，咱把事儿给办了。

    努涅斯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认为自己在一个方面是个坏榜样，这就是她的工作习惯。她说，她没有自律能力……为了让自己工作，她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这期间，她别的什么也不干。她会服用右旋苯异丙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昼夜不停连续工作……我们就会伴着她的打字声入睡，伴着她的打字声醒来。虽然她常说，她希望她能以一种不这么自我毁灭的方式工作，但她相信只有数小时的全力以赴后，你的思维才真正开始运作，你才能有最佳的想法产生。”

    努涅斯为桑塔格“没有自律能力”的说法下一转语，说她不是没有自律能力，而是“她除了写作外还渴望做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可是，拜托，不能为事务排出优先级恰恰是“没有自律能力”的体现。

四
    尽管很不情愿，现在我还是要讲讲这个努涅斯是干吗的、她为什么有机会写一部关于桑塔格的回忆录？

    1976年，桑塔格43岁，“达到了她声誉的第二次高潮”。离婚多年的她与儿子生活在纽约一套宽敞的顶层公寓里，前后那段时间，桑塔格的情感生活相当丰富，男女情人加在一起有半打之多。桑塔格做了乳腺癌手术后，有大批邮件要处理，于是请当时在《纽约书评》杂志打杂的努涅斯来家里帮忙。努涅斯父亲是中国、巴拿马混血，母亲是德国裔，她有一种异国情调的美，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桑塔格的儿子看上了她，很快两人就同居了，与桑塔格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到1978年，戴维跟努涅斯的关系闹僵了，“在接下来那个冬天的某一天，我们吵了最后一次架”。算起来，努涅斯作为桑塔格“准儿媳”与其相处的日子，不过两年半而已。当然，与中年时期的桑塔格最亲近的人，除了儿子以外，情人们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老了，也不可能写回忆录，能担此任的就非努涅斯莫属。

    努涅斯能写此回忆录，而且写得玲珑剔透，多亏她的一双冷眼。我们都明白，总是仰视，总是加柔光镜，这回忆录是写不好的。努涅斯、桑塔格二人虽曾朝夕与共，但后来努涅斯与桑塔格之子分手，至少在努涅斯这方面看来，桑塔格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是不好的。《永远的苏珊》之中飘浮着一缕怨怼之气，这是任何读者都不会嗅不出的。然而，正要有这一点“敌意”才好。

    努涅斯呈现了一个别人不大可能呈现的桑塔格，比如对性的坦率。有人说大批评家特里林得癌症，就是因为好些年不跟妻子同床，“她说起这个时义愤填膺（这还是个学术上的讲法呢）。她不愿承认，但她还是勇敢地承认了：当被告知她患上癌症时，这是她自己首先想到的原因之一：‘难道是我性生活不够？’”从日记来看，桑塔格对情欲生活非常重视，不过差别在于，在努涅斯的回忆录中，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身形似乎颇为高大，但在日记里，桑塔格几乎只重视他的思想和意见，而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相反，那些女性情人显然是情之所钟，至少日记是这样显示的。

五
    关于桑塔格的母子关系，在此不打算用精神分析式的方法加以解剖，因为不管是在外人看来再明显不过的“控制一切的母亲和内疚的儿子”模式，还是精神科医生那句令桑塔格震惊的反问“你为什么要试图把你儿子变成父亲？”都已点破了部分真相。努涅斯甚至毫不回避地讲述了桑塔格被很多人怀疑是母子乱伦的情形。不过，从日记第二卷反映的事实看（假若戴维·里夫整理时的删略不是关键性的话），桑塔格一直在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尽管她也一直在逃避那些在外人看来属于母亲分内的职责。

    假如说母子关系也是一架天平，那么桑塔格的这架天平也从来没调稳过。当属于两个人的天地里挤进第三人，至少在行动上，桑塔格没能考虑到新加入者的感受。比如桑塔格当着外人的面问：“你们俩为什么不就采取69式呢？那样你们就不用担心避孕了。”没错，这是桑塔格对性的坦率的一种体现，可它同时也是一种干涉，是一种凌驾于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