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纽约书评》助理编辑、文学女青年努涅斯成为处于癌症术后恢复期的苏珊·桑塔格的助手，由此进入一代知识偶像的私人生活。努涅斯令母子俩一见倾心，向来好为人师的桑塔格当仁不让地做起了她的文学导师，并差点成为她的婆婆。《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努涅斯著，阿垚译）述及桑塔格的狂傲或脆弱，母子关系或个人感情与功名，活龙活现。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一个作家的聚集地；　因为某个我现在已记不起来的原因，当时我不得不延期，比该到的日期晚了。我当时一直在担心因为迟到而要看人脸色。不过，苏珊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件坏事。“什么事情以打破规则开始总是好的。”对她而言，迟到就是规则。“我只有赶飞机或去听歌剧才担心迟到。”当人们抱怨总得等她时，她毫无歉意。“我认为，如果人们不够聪明，不带着什么读物……”（可当某些人了解了情况，而她最终得等他们时，她就不高兴了。）
　　我自身过分苛刻的守时令她不安。有一天，和她一起到外面吃午饭，意识到回去上班要迟到了，我一下子从餐桌旁站起，她嘲笑说：“坐下！你没必要准点到。别那么奴性。”奴性是她喜欢用的词之一。
　　例外论。我们仨——苏珊、她儿子，我——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真是个好主意吗？戴维和我不该有我们自己的场所？她说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即便戴维和我将来有了孩子。她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很高兴供养我们全家人。当我表达了疑虑，她说：“别那么循规蹈矩。谁说我们就得像别人一样生活？”
　　（有一次，在圣马克街，她指着两个长相怪异的女人，一个中年，另一个年纪大些，两个人都穿得像吉普赛人，留着飘逸、灰白的长发。“老波西米亚人，”她说。然后，她又打趣地加了一句：“30年后的我们。”
　　现在，30多年过去了，她去世了，不再有波西米亚人了。）
　　我们见面时她43岁，但在我看来她似乎很老。这部分是因为我当时25岁，在这个年纪，任何40岁以上的人对我来说似乎都老了。还有是因为当时她正处在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后的恢复阶段。（打破规则：当医生因其拒绝做建议她做的康复训练而责备她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护士在她耳边轻声说：“开心的洛克菲勒也不会做这些训练的。”）她的气色不好，她的头发——那么多人以为她那一绺白发是漂白的，而本该显而易见的是，那是她头发中唯一原本真实颜色的部分。（一名理发师建议留一点点不染色，这样看上去会不那么假。）她的一头黑发本来格外浓密，化疗后稀了好多，但没有掉光，不过，后来长出来的头发几乎都是白的或灰白的。
　　因此，一件怪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看上去比我接触她以后感觉的要老。她康复后，看上去越来越年轻，到她决定染发时，她看上去更加年轻了。
　　1976年春，差不多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美术硕士后的一年，我当时住在西106街。苏珊，住在106街与河滨大道交界处，她有一堆信未回复，都是她生病期间积下来的，现在想处理。她请一些朋友——《纽约书评》　的编辑——推荐一个能帮她的人。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曾在　《书评》当过编辑助理。编辑们知道我会打字，而且我就住在附近，于是，他们就建议她给我打电话。这正是我当时在找的那种零工：这种活不太会妨碍我自己写作。
　　我第一次去河滨大道340号那天阳光明媚，公寓———有许多大窗户的一套顶层公寓———亮得令人眩目。我们在苏珊的卧室干活，我在她的书桌旁，在她那台又大又重的　IBM　电动打字机上打字，她一边口授，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躺在床上。这间房间，和这套公寓里其他房间一样，装修简单；墙是白的，毫无装饰。一如她后来解释的那样，因为这是她工作的地方，她希望自己周围有尽可能多的白色空间，而且她尽量让房间里不放书。我不记得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的照片（其实，我根本想不起那个公寓里什么地方放过这样的照片）；倒是有几幅她的文学偶像的黑白照片（就像出版社广告宣传中的那种）：普鲁斯特、王尔德、阿尔托（当时她刚编完他的一部文集）、瓦尔特·本雅明。公寓其他地方有很多老电影明星的照片，还有著名的老黑白电影的剧照。
　　她穿一件宽松的高领衬衫，一条牛仔裤，一双胡志明牌人字胶拖鞋，我相信是她某次去北越时带回来的。因为癌症，她当时在戒烟（她会戒，没戒成，再戒，反反复复）。她吃下去一整罐的玉米粒，一边从一个带柄的塑料水壶里大口大口地喝水,把玉米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