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堆信件令人棘手，全部处理完要花好长时间，但是，令我们进展极其缓慢的原因是电话铃不停地响起，每次一响，她就拿起电话，聊起天来（有几次还聊很长时间），而我则枯坐在那儿，当然，一边听着，有时也逗逗她儿子那条寻求关注的爱斯基摩大狗。来电者大多数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我推断，对很多人对其患癌症的消息做出反应的方式，她极为惊骇。（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产生了想法，后来写成了随笔《作为隐喻的疾病》。）我记得她向一个打来电话的人描述癌症是“帝王病”。我听到她对几个人说莱昂内尔·特里林和汉娜·阿伦特最近故去，令她有一种“成了孤儿”的感觉。有人说难怪特里林会得癌症，那是因为他数年不与妻子同房，她说起这个时义愤填膺。（“不过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她不愿承认，但她还是勇敢地承认了：当被告知她患上癌症时，这是她自己首先想到的原因之一：“难道是我性生活不够？”
　　有一次，打来电话的是她儿子。戴维，比我小一岁，已经从阿默斯特学院退学，最近又重返校园，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在普林斯顿有个住的地方，但一周大部分时间他都与他妈妈住一起。他的（不久就成了我们的）卧室就在她隔壁。
　　这工作令她很烦。我们刚处理完几封信，她就建议我们歇手吃午饭。我跟着她，穿过摆满书的大厅、过道，来到公寓的另一头，一个吃饭的区域。我很喜欢那张长长的、考究的木头餐桌，还有配套的几张木椅（一张古老的法国农舍餐桌，她告诉我），一幅加了框的当时的好利获得公司的海报挂在桌子后面的墙上。餐桌上通常堆满了书报，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厨房吃饭，在一张漆成深蓝色的木头长桌上。
　　我坐在长桌边的凳子上，感觉很难为情，她热了一罐坎贝尔牌奶油蘑菇汤。加了一罐牛奶，够我们俩吃了。她那么健谈，我真吃惊。我已经习惯了《纽约书评》那等级森严的圈子，那些编辑从来不与职员交谈。那一天，我得知公寓的前房客是她的朋友贾斯珀·约翰斯；几年前，约翰斯决定搬到别处去，苏珊就转手租了下来。不过，遗憾的是，她认为自己不能一直住下去；　房主自己想要这套公寓。苏珊想要这套公寓的理由显而易见：两室套的大户型顶层公寓，整个大楼是漂亮的战前建筑———我现在记起来，一个月大约475美元，这价格非常便宜。极其宽敞的客厅感觉比实际的还要大，因为里面空空如也（甚至有点儿回音）。但是，最让她惦记的，她说，是景色：那条河，那日落。公寓与两间卧室相对的另一头有个小好多的房间，曾经是女佣的房间，带一个小卫生间。那段时间，戴维的一个朋友睡在里边。我搬进去后，就成了我的书房。（“你可是这房子里唯一一个拥有两个房间的人啊，”我告诉苏珊我要离开“340号”的时候，她很受伤，这么说来指责我。）
　　吃午饭时，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在《纽约书评》为罗伯特·西尔维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这些编辑工作感觉如何，师从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感觉如何。显然，这三位激发起苏珊最强烈的兴趣——甚至是迷恋——后来我了解到他们的友谊和认可对她而言至关重要。这三位都是1963年《书评》的创始人。苏珊认为《书评》比国内其他杂志要好很多——是将美国知识分子生活提升到可能的最高水平的“壮举”——她为自己第一期就为其撰稿而感到骄傲。她的文章是由西尔维斯编的：“我迄今遇到的最好的编辑。”也是任何一个作家能遇到的最好的编辑，她会这么说。他非常尊重作者，做事追求完美，极其认真地修改文章使其得以发表，和《书评》的其他投稿人一样，她对此充满敬畏。她说他是她遇到的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努力的，几乎总是看到他伏案工作，一周七天，包括节假日，一整天都是，而且通常工作到深夜。他身上那种修养、善于思考的激情、严谨都是苏珊在别人身上最钦佩的优点，她对他的敬佩油然而生；通常那些最一丝不苟的作家和艺术家才能激发起她的这种敬佩之情。
　　她为《纽约书评》撰稿的自豪感，与她把弗雷·斯特劳斯·吉劳作为其著作的出版商而产生的自豪感不分上下。实际上，那天打得最长、聊得最亲密的那通电话，对方就是罗杰·斯特劳斯，他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头，13年前出版了苏珊的第一本书，而且他还会继续出她所有的书。每天他们俩至少通一次电话，这一点都不奇怪。那个时候，苏珊没有文学经纪人，除了出版她的书，斯特劳斯还处理某些出版商通常不会理会的事务，比如帮她联系杂志发表她的短篇小说和文章。不过，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业务联系；他们是老朋友、好朋友，他们彼此是知己，而且斯特劳斯进入到苏珊的非写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她生病的危难时刻，还有后来她找新的公寓等等。尽管苏珊和斯特劳斯第一次见面时，戴维都已经十岁了，但斯特劳斯还是经常说他“可能是我的私生子”。不久，他就会接受戴维进了公司，让他成为包括苏珊本人在内的作家们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