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倾注一生在事业上诗人批评家，对批评所起到的作用一直抱有深切的怀疑。正是他写的这些评论诗人的文章，使其考虑到这些问题：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成程度上影响他时代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显得很是悲观：几乎没有。如果这样的答案让人失望，也许我们该如此质疑，如果你察觉到自己的评论无法对任何人或者施加某种影响，你又为何而写作？除了说为自己这种无用的言辞，似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诱使着批评家对自己的写作之路进行探究总结。作为一名诗人批评家，首先对自己的诗歌创造的之路有着探寻的欲望；其次，作为文学批评家，对传统的和经典作品的分析有助于增进自己的诗歌技艺；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诗人批评家对批评活动的总结与梳理是为了让文学显得秩序井然，无论道德批评，还是伦理批评，无论诗学批评还是纯文学批评，这种活动萌发出创造性，会对文学创造形成某种强烈的精神指引。我们避免用文学性宗教这样的词汇形容这种影响，但是文学对时代发展进程的作用往往是无形而巨大的，不是简单的言辞就可以表述清楚。换句话说，普通读者阅读文学渴望得到某种影响和认同，而批评家则是告诉读者，他们的阅读并不孤单，他们在遥远的时空中，在过往的时代中，有着与他相似心境的精神上的同类存在。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在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艾略特着重提到了成熟的诗人对传统的看法，传统不但是过去的一部分，还是现在的一部分。而且传统不是僵化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现在的标准和参照也会发生某种奇妙的排列变化。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统，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艾略特不止一次引述了这段话：“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而来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艾略特主张为了能与这种作品的理想秩序保持一致，那么诗人的作用不是发扬自己诗歌创作的个性，而是要极力隐藏或者消磨掉自己的个性。
    说实话，这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观点。当我们的创造需要萌发出个性的创造之光，极力摆脱先辈的影响的焦虑和阴影时，他却主张隐藏自己的个性。那么这种带有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呢？他在《论经典》一文中，提到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时说，经典意味着成熟，意味着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心智”。即是说，当诗人生在那个成熟的文明之中，对语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性，又在自我的文学修养中打破自身时代的局限，才可能突破这种传统的影响，自成一体。具体而言，他在论述马克·吐温的文章中提到了想要成为某个国家文学里程碑的作家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种鲜明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相结合的一种无意识的普遍性。
    我们能注意到上文同样提到了“里程碑”，这并不是偶然为之。事实上，艾略特正是这样一位诗人批评家。在整整一生中，他把自己身上那种难以相融的、分裂的性格与多重身份表现在了他的诗歌写作与文学批评中。他对秩序极为偏爱，但又对混乱极为敏感；他赞扬非个性化，自身强烈的个性却像烙印一样处处显示在他的诗篇中；他是一个坚持自然本性和传统价值的人，但他自己却打破了这一誓言；他总是在不断地冲突中找寻自己写作与生活的平衡点。英国学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这样评价这位诗人批评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普通人，他的天才都在于他有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抵抗它们的能力。他的著作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化的璀璨巅峰的代表。他以行动促成了这一文化的形成，并赋予它一个出自他内心的结构与形式，他为这种文化的确定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确定。因为这一行动，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1965年1月，艾略特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言进行火化。在教堂里，他的牌位上写着：请记住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一位诗人。上面还写着他的生死年月，以及另外两句话：“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他有资格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