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敏锐地看到了当前中国社会中一些不可持续发展和自相矛盾的方面，最不可思议之处在或可称为女性地位提高背后隐藏的男性统治。制度化的个体化进程形塑的是无差别的扁平化个人，人们的需要是由社会和他人决定的，并不是自身反思的结果。女性将自己的人生意义退入核心家庭之中，积极为自己的小家庭争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农村年轻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敢于向自己的公婆提出各种权力要求，但同时，“她们很少挑战男性中心文化”（《中》，19页）。一些青年女性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宁愿先做第三者，再设法和情人结婚（《中》，20页）。男方家庭和村落经济状况是女性择偶时非常重要的标准，女性在婚前索要尽量多的彩礼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谈到彩礼数额时，阎云翔写道，“从1950年的200元猛增到1999年的50000元”（《中》，208页），我们恐怕不能只从纸面数字来评估“猛增”而忽略了两百元在1950年是怎样的一笔巨资，其实从统计表格中（《中》，206页）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年代的婚事开销都是巨额，这点没有变迁过。

　　有趣的是，索要高额彩礼的女性背后都有未婚夫的支持，女性从来没有向从夫居模式宣战，要求丈夫到自己的村落居住，反而是男方建新房或购置新房成为婚姻的必要条件。我曾经在河南某农村做过调查，发现村民在为刚上初中的孙子建房以备将来结婚之用！城市商品房曾经的火爆，也被戏称为丈母娘经济。人们并不是真的“七家不知八家事”了（《私》，143、204页），社会舆论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每个人都需要结婚和生育，单身和不生育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父母都要为子女的婚事操劳，挣面子（《中》，253页）。城市中举办的大型相亲会上，父母替代子女参与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农村调查结果与《私》和《中》有所差异，虽然出外打工盛行，但是很多农村青年还是通过介绍模式和邻近村落或本县的异性结合，甚至还有闪婚现象——春节期间经过介绍认识后迅速成婚。阎云翔发现农村出现女性不愿意多生育的转变（《私》，222页），但更晚近的一些农村调查显示出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人们在更有富裕后愿意支付罚款多生育，特别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对公婆代表的父权的挤压还有一个表现，在丈夫家凶悍的儿媳，回到自己父母家就成了孝顺的女儿（《中》，196页），这与我们自己在农村的实际调查结果一致，很多家庭都说自己的女儿好，儿子儿媳不孝顺。女儿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要求丈夫对岳父母进行照顾。阎云翔反问道：“的确，妇女为什么就应该更关心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呢？”（《私》，200页）我们当然也有理由反问，男人又为什么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岳父母而不是自己的父母呢？

　　由于没有经历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女性并没有要求自身的独立与平等，而不过是被宠和富有而已。女性择偶权利的高涨被异化成了对“高富帅”的追求，女性自身的兴趣点是如何成为“美、白”。我们看到，男性统治的传统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是强化了，表面上女性的权利在不断扩张，实质却是对男性的依附加大。少数“成功”男性主导了话语权，不仅使女性成为依附品，也在使大多数男性边缘化。

　　年轻一代似乎没有反思到他们的这些观念和行为最终会使自身成为受害者。社会是一个交换系统，如果每一个人都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为行动原则，最终社会将运转艰难，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年轻女性自以为在争取更多的彩礼时取得了成功，在家中获得了公婆的权力，但是当她们成为婆婆的时候就变成了攻击对象（《中》，197页）。女性要求男性有更多能力时，自身也成了牺牲品，毕竟精英男士只是少数——反过来说，社会上的多数就不可能被称为精英。另一方面，在这种逻辑下，无论婚否，成功男性都是稀缺品，他们在挑选配偶时有支配权，大多数女性也会被边缘化。女性将陷入到永久的婚姻保卫战中，因为你抢到的高帅富同样会吸引其他女性的注意力。当儿媳不孝顺自己的公婆时，她们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也在被儿媳所漠视，儿媳照顾公婆是社会交换系统的一部分，这能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照顾，而且能使自己在成为母亲时被人照顾。或许解决农村养老的一个途径是从妻居，但这又恰恰是和中国传统的男性统治方式不兼容的。

　　无论《私》还是《中》，都更像是社会问题研究，而不似经典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或许因为对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着殷切的希望，阎云翔饱含深情的行文中对当前的农村生活系统有较多的道德批评，或多或少与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将今日的农民划归为无公德的，暗示着改革开放前的大多数农民是有公德的，那么村支书在凌晨摸到年轻夫妻的炕头大声把他们惊醒的行为是否就是有公德的表现呢（《私》，142页）？农村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等待我们去解答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