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艾略特文集》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T.S.艾略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剧作家之一。在该书的出版研讨会上，与会者探讨了艾略特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

　　赵武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艾略特文集》策划
    张守进　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艾略特文集》译者之一
    严　锋　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新颖　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赵武平：艾略特的一些作品，以前有些出版社零零散散地出过。93年我们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书就都不出了，因为没有人愿意重新买版权。大概在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酝酿要出这套作品，到现在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次出版，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的文学所所长，以前外文所的副所长陆建德先生，他研究的课题就是艾略特。我们结合他手头的资料，把所有出版过的艾略特的作品搜齐，让他从学者的眼光来综合判断，重新编选。

　　我们非常想收赵萝蕤先生翻译的《荒原》，但是赵先生已经去世，他的家人因为稿费的问题不愿意。我们最后就选定了裘小龙、汤永宽先生。另外，艾略特有一批诗歌当时用法语写的，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我们请了南京大学的徐知勉老师来翻译。除了艾略特的戏剧代表作《大教堂谋杀案》是李文俊先生的译本，我们还请一批中青年学者把以前没有翻译过的戏剧作品翻译了。但是非常遗憾，艾略特关于宗教和哲学的一些文章因为版权的原因我们没有收进去，但五本书基本能够代表艾略特的文学作品。

　　张守进：T.S.艾略特的戏剧作品可能在国内相对介绍得比较少，可能艾略特自己也感觉他写的戏剧没有那么完美。包括我翻译的《家庭团聚》，他一开始自己认为写得并不好，到了二战以前各个剧场演的时候，都说这个剧本前面铺垫得好，悬念特别多，最后却是一个像诗歌式的突然结尾。但是自从他去世以后，这部作品非常受欢迎，在伦敦、纽约的各大剧院上演都很卖座。

　　严锋：我其实是带着伤感的回忆和遗憾来到这里的。这个遗憾更像是一种迟到感，在我们充满激情最渴望看到艾略特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是零零碎碎的，充满了浮夸、误读的阅读，当我们激情消退时，好东西来了，万事俱备，最好的翻译，最全的资料，可是没有人读了。

　　八十年代，在大学生中，“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1982年我到复旦大学的第一天，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寝室和我的一个上海室友聊天，他们聊得很晚，我就听到一个词——艾略特。这个人言必称艾略特，后来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绰号“艾略特”。那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年代，我们刚从完全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文学珍宝，有一点饥不择食。今天看来，这种热情有很大问题，当时言必称艾略特，可是大家读来读去也就是《荒原》，引来引去也就是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些名家，是二手的介绍，是片言只语。后来对艾略特的研究，也都带着八十年代的痕迹。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有意义的，艾略特构成了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文化养分。这里有幼稚无知，有激情，是各种各样成分的混合物。

　　艾略特和中国的渊源非常有意思。他对我们来讲耳熟能详，但是对他的理解中充满了误读、歧义和一知半解，这可以追溯到西南联大时期以及《九叶集》。但是艾略特对中国现代文学又很有意义，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情感的宣泄，一个激进的，言必称革命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略特的某种保守主张，对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珍贵的参照系。有些敏锐的人，像卞之琳、冯志、查良铮（穆旦）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一直是非主流。当然更加复杂的是，艾略特是既保守又激进的，只取其某一点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以后，艾略特虽然是一个腐朽的现代派，但在文艺谱系当中，实际上还是一个潜在的写作影响，到了朦胧诗的年代就显现出来了。比如北岛的《白日梦》，“在秋天的残暴之后，十一月被冰霜麻醉，展平在墙上”，这是非常艾略特的风格。十一月是时间，冰霜是具象的，麻醉、展平是动作化的，展平在墙上，又是把它凝固化，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冷却，一种外在化，客观化，物质化。看看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让我们走吧，正当朝天空铺展的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简直是一一对应。这里不是说北岛抄袭，相反我很高兴在北岛这里看到有这一个脉络，就是艾略特不死，九叶派不死。

　　张新颖：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很激动，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这确实和个人的记忆有关，其实也和二十世纪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有关。把几代人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艾略特的《荒原》是1922年发表的，1928年徐志摩写了一首诗叫《西窗》，副标题叫“仿T.S.艾略特”。今天我们会惊讶，因为这两个人实在太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