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无数次在饭店里各处游荡

    记者：即将在上海书展上亮相的《成为和平饭店》，是你又一部上海题材的新作，据说你为此小说前后花了8年时间，还专门住进了和平饭店。能否透露一下，你在里面住了多久？给你带来了什么独特体验？

    陈丹燕：我大概一共在和平饭店住过四次，开始写作的时候，到开始最后一次大的修改以前，有时一周，有时几天。无数次在饭店里各处游荡，这种感性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必须的，而且许多许多次。幸好我生活在上海，有时写着写着，发现自己有空白，或者自己遇到歧途了，换上鞋，穿上外套，拔脚就可以去和平饭店看看。多少次，都是这样的方式让我得到喘息，或者获得灵感。这已经是六本非虚构体上海故事的最后一本，最难的一本，所以也花了更多的时间。

    记者：该小说在《收获》上连载后，有人打趣说，这书至少应该让和平饭店买下两万本，放在大堂，让客人阅读。该建议有没有被采纳？

    陈丹燕：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最后一个句号以后，这本书就是公共的了，我不操心这些。

    未来

    等待故事自己来找到我

    记者：在“阅历三部曲”《法拉奇》一文中，你说你非常喜欢当那样一个女记者，采访和分析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探讨伟人的灵魂。在写作时，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一直住着这样一位女记者，对人类内心永远充满好奇？

    陈丹燕：的确是这样。我现在并不愿意探讨伟人的灵魂，而想探讨普通人在大时代中备受考验的灵魂。

    记者：从《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到《外滩：影像和传奇》和《成为和平饭店》，你从一个讲故事的人，渐渐变成了一个上海历史的研究者。你喜欢这种身份的变化么？

    陈丹燕：我非常喜欢这种变化，同时也觉得如果一个人为一个地方写了六本书，这种变化几乎就是正常的，也许也是必然的。写《成为和平饭店》时遇到的一个大困难，就是第一稿写得太像新派历史学家的著作。现在，一些有文采的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学研究著作，也富有细节性。那时候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发现自己做的研究，也可以写这样一本历史著作，但这不是我想做的，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写的是一本非虚构的小说。这种摸索虽然伴随着大量修改，却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方式，我从未厌烦过这种修正。我有时也遇到很好的建筑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彼此深有共鸣时，是我觉得最愉快的时刻，让我感受到一个作家工作独特的价值。

    记者：写了外滩，写了和平饭店，你的上海写作是否就此打住，告一段落，还是会继续往前走？

    陈丹燕：我并不计划，等待故事自己来找到我，我就会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