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晚我才认识我的父亲的价值，我幼年时候觉得他就是教书匠，老教授，也不爱玩，一天到趴桌子上。我说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但是今天感觉我父亲一辈子给中国人做了件好事，把西方最古老的文化传给了中国，很可惜，我不才，我没有很好的学习外文，但是我可以把他的文字变成形象，我自己排每一部戏的时候都找到新的认识，能够结合我们当前很多现实。就是拿《俄狄浦斯王》这部戏来说，今天来说应该是80年前了，当时是50年前，他在油灯下翻译的，今天来看这个戏，为什么2500年全世界各国都在演？一个执法者犯法了，你能不能自惩？能不能自责？在这点上《俄狄浦斯王》是一个英雄，他自己犯了罪他自己惩罚自己，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家父翻译成中文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一生过的是很值的，虽然很清贫，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做了很扎实的工作，当时他有一位学生翻译了一本传记，是关于英格丽·褒曼的，这本书翻译以后家里的生活改变了，可以说变质了，越来越好了。我问我父亲说你能不能也翻点这个，他后来严肃地跟我说，英格丽·褒曼这个书在中国有很多人能翻，用不着，而我翻的东西中国没有多少人能翻，如果我翻那个就耽误了这个，一直到他生病到最后的时候，他心里想的还是《伊利亚特》，这个东西按说早应该翻，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很遗憾的是命运不给他时间了，在医院里他曾经跟医生讲能不能让我再活一年，我别的要求没有，只要把这个书翻译完就可以了，最后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对他来讲，一生就追求这个东西，文化大革命期间社科院19个老头揪出18个，就剩下他，我们当时就说你等着吧，他说他们今天不来我今天就还得翻，他一直做这项工作，这些精神都是人的一种意志，能不能够坐冷板凳，能不能默默无闻，《文汇报》有记者给我父亲一个外号，叫“中世纪的和尚”，我觉得很恰如其分。

    现在热爱希腊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也是我父亲生前的一种愿望。

    梁培宽：我为什么要整理父亲的著作

    我开始做我父亲的一些著作的整理、出版的事是从我1986年退休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大概是二十五六年，最初做的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并不很明确。具体地说，我是在整理他的东西，希望能够有出版的机会，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通过这么二十多年的工作，自己也慢慢明白起来究竟做的是什么事，做了一件什么工作，它有什么意义。我做这件工作，应该说条件很不够，从客观上来说，当时我父亲的东西是不能够出版的，没有机会出版。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人心与人生》，当时是从报上看见一条消息，说学林出版社自费出书，当时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我们就联系，那个时候大概是1982年底，联系的结果是可以，然后我们就赶快把书稿弄出来送去。后来说要出了，但是又出了问题，第一说这个书出了以后不能在新华书店出售，新华书店当时有一个内部的售书处，必须凭特殊的购书证的人才能够进去选择这些书，这是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不能公开出售；第二个条件，只印2000本，不能多印，我们就跟他交涉，我们说书出了之后我们准备寄到海外去交流的，所以连国内都不能在市面上出售那怎么办。后来研究了半天，因此出版的时间就向后推，一直推到1984年才正式出版，前前后后大概拖了一年多，总算是出版了，对我们来说，当时的出版条件很困难，很不容易，这是客观的条件。至于文章的发表受到种种限制，一个一个例子就不细说了，总之，在客观条件上，出版的条件很困难。

    就我自己来说，对我父亲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懂，我原来是学生物学的，我父亲的东西讲的跟我学的生物学的东西差别很大，但是也硬着去做了，所以要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有很多东西一直到如今我还不能说我懂了。比如他对佛学的研究好象有一定深入的程度，我就不敢说我懂了，我曾经找他谈话，我就说你给我简单地、深入浅出地讲讲佛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前后大概给我讲了两次，到现在我还整理不出一个印象来，究竟他说的是什么。现在对他所了解的佛学我也是后来又看了他一些关于佛学的书，似乎知道那一点，总的来说是不懂的，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进行工作的，工作到现在二十多年，慢慢地我有两个体会：第一点，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我原来对他的了解很远很远，在这二十多年里边，我觉得我慢慢的跟他走近了，所以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我自己怎么走近自己父亲的过程，要了解他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事情，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在这方面对我起了很大作用。第二点，经过这二十多年，我慢慢又体会到另外一点，我整理他的东西，先先后后得到出版社的帮助，最后出书了，当时要找一个出版社出版不太容易，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很不一样，现在是出版社找我，常常是好几个出版社同时来找，原来是出版社选择我们，现在好象大体上可以我们选择出版单位跟我们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