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在上海既没有得到明确反对，又没有得到明确支持。但在北京，却出现了转机。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看到这份“意见”，当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看着面前的《出版工作》，巢峰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天下先”之举，敢为者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欣慰的是，‘意见’中的认识，与两年后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是正确的。”巢峰说。

    今天，我们翻阅《辞海》编辑工作档案，已找不到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录。也许，当事人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录下来。但这段历史，不仅写进了《辞海》编纂的历史，也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学者巢峰

    1978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一张请柬送到巢峰手上。自从“文革”开始，这东西巢峰已是久违。

    应邀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一踏进小礼堂，满目皆是“文革”中的惊弓之鸟。会议是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座谈会，中华牌香烟、高级糖果招待着正在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这次会议，议题是组织对“四人帮”的批判。

    此时的巢峰，虽还被压在“文革”中被莫须有强加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不是“自由身”，但由于《解放日报》组稿，他终于有了批判“四人帮”的机会。他和同事徐庆凯、宋存组成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十篇批判文章，引起了来上海检查工作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关注。就在那次会议上，巢峰成为人才济济的上海市社联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

    14岁参加革命的巢峰，小学没毕业，初中只读过三个月，但在上海，显然是被学界认同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识，来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自学与实践。

    1953年，巢峰在《经济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实务文章。第二年，他调入华东出版局做财务工作。1958年，没做过一天编辑的巢峰，一下子从上海市出版局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学编辑室。巢峰掉进了知识分子堆里，王亚南、胡寄窗、于光远、许涤新、漆其生、沈志远、陶大镛等，都是他的作者。面对送来给他审阅的王亚南《资本论研究》、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巢峰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并开始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报告现场，他走进马克思、恩格斯为他铺展开的世界，步履坚定、执著而急促。每审一部书稿，先找一堆参考书，书稿审完，书基本上也看完了。

    那个世界太丰富了，巢峰流连忘返。经济学是敏感的，实践给了巢峰敏感的品格，他对现实问题的感觉超过钻故纸堆的所谓学问家。他不迷信书本，在独立思考中不断斩获。几十年间，巢峰写下的经济学论文，累计起来，有数十篇。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政治经济学论稿》，属于巢峰。

    在巢峰的论文中，最具批判锋芒与思想光辉的是发表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些文章。“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陈昕说出的是当时很多人的感觉。

    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他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文章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80年，他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他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

    巢峰在他经济学论文中，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消费经济学，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消费是所有制的一面镜子。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但在三十年前，说出来却是需要勇气与真知灼见的。

    做了一辈子编辑的资深学者徐庆凯评价说，巢峰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文章，思想解放，观点鲜明，颇具独创性，而且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有益于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