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峰是经济学家，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除此，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定位，那就是他是在出版领域实践着的经济学家。出版，是他磨砺思想与学术的场所。1983年，中国版协召开第一届理论研讨会。巢峰的《出版物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先声。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出版物的价值构成》、《图书市场竞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等理论文章，在当时这一领域的论争中，巢峰的文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光辉，丰富着出版理论研究，为中国出版学的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出版经营的科学方法论、图书效益论、市场竞争论。

    1997年，巢峰的论文结集为《出版论稿》出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阅读后认为，巢峰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论战性的特色，理论上有独到之处，处处着眼于指导和推动实践，表明着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他评价说：“在十多年来出版理论研究逐渐展开的进程中，巢峰同志是走在前列的。收入《出版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都有重要的主题。现在阅读这些文章有如回顾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这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部分记录。”

    2005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出版业的“滞胀现象”》的文章，在中国出版界引发热烈讨论，也把年已七十有六的巢峰再次推到出版研究的前沿。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一时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高频词，而且，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负重组织2009年版《辞海》编纂的同时，巢峰理论研究的目光须臾没有离开过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出版业现实。

    数十年中，这位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用耕耘的足迹，表达着追求的执著。

    出版家巢峰

    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三幢楼房里的通明灯火，在巢峰的记忆中从未曾熄灭。那灯火燃在做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

    接到编纂1979年版《辞海》任务到其出版献礼，前后时间不足一年。而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编者在“文革”中散失颇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1300万字、10.65万词条的编纂，史无前例。

    “11年没有工作了，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曾经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那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啊！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还居然请到了原先给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做饭的厨师，菜烧得真是好。从出版系统抽调了许多资深编辑和100个校对等一大批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说着，巢峰似乎回到了从前。

    巢峰说，搞大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编《辞海》是大兵团作战，作者以千人计，编者以百人计。为了协调工作，巢峰想出了个主意。在大会场的墙头，搞了一个进度表。那时，几百人，三顿饭，都在大会场吃。“这张进度表大得不得了，把每个学科都列上，标明进度。”看巢峰的手势，那表是一面墙。“这下好了，大家端着碗看进度表，成了一道风景。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巢峰组织大规模出版项目的才能令陈昕十分钦佩：“巢峰先后参与组织和独立组织实施了4次大规模的《辞海》修订工作，是我国唯一一个参与了4版《辞海》修订编辑部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他提出并坚持主持了《辞海》‘十年一修’，使《辞海》的生命在修订创新中得以延续。1999年版的主体版本配置了彩色插图，在我国大型词典中开风气之先；2009年版《辞海》有了衍生产品阅读器，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平台。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进行了30卷《上海经济区概貌》的编纂。这也是一套系统工程，作者从华东六省集聚而来。”

    一本小《新华字典》，“文革”中作为八亿国人辞书的唯一，赠送国礼的仅有，独撑中国辞书的门面，曾是激励中国辞书界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心痛。

    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1979年版《辞海》的诞生，以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词典》等辞书的相继问世，改变了中国当时“大国家，小字典”的窘态。充满喜悦的巢峰，此时陷入了新的纠结。《辞海》修订完成，为此成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何去何从？中国辞书事业如何推进？巢峰思索良苦，寝食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