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我约略相先后拜识的唐圭璋先生、陈乐素先生亦曾教诲我：治学当从目录版本始，应从卡片做起。大师的心是相通的，其治学路子亦大同小异。我在三十余年的业余治史中正是如此做的；直到如今电脑互联网时代，除了检索史料，考证和写论文依然如此。如今，我也积存了目录版本之书数百册之多，积存史料卡片数以万计；最早精读的即为《四库总目提要》，确实从中获益匪浅。遗憾的是：学识浅陋，愧对先师前贤。我虽非“科班”出身，却有幸长期得多位名师教导，从他们的学问文章、道德人品沾溉极深，尤其是道老百折不挠、长期坚持业余治学的精神，正是我效法的光辉榜样。

　　此后每年返苏、沪探亲，必拜望道老，道老对我关怀备至，视若私淑，嘱我如有资料需求或疑难问题，可随时来信。1986年，胡小静学长约我为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中国茶文化史》一书，作为资料准备，遂决定从整理茶书资料起步。是书承道老向其挚友、乡前贤顾起潜（廷龙）先生代请，顾先生生前早已预为封面书名题签，但我最终未能完成，十分遗憾。

　　1988年至1989年，我曾被公派赴日为访问学者，主修商业经济，但我对日本学者的宋史、茶史研究状况极感兴趣，知道道老与斯波义信、梅原郁（《梦溪笔谈》日文本主要译者）教授颇有交谊，遂提出不情之请。道老当即挥毫修书两通，分致斯波、梅原两位东京、京都学派中当时最享盛名的教授。在日期间，“休学旅行”（假期旅游）时途经东京，蒙斯波教授赠以新出大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归国后，秉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经济史泰斗吴承明先生及道老之命，遂将此“汉学界一代珍葩”（吴承明先生中文本序中语）译成中文（与何忠礼学长合作），我也曾向道老请序，但十分谦逊的道老看过吴老撰序后说：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此书列入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给海内治宋史者提供了一个范本。刊行后，广受学界欢迎与好评，推本溯源，实乃德高望重的道老荐介之功。

　　在日本期间，我还有幸得到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布目潮渢编《中国茶书全集》上下二卷（汲古书社，1987）及前辈巨擘佐伯富教授编《宋代茶法研究资料》（东方文化研究所，1941）；深感日本学者在茶学研究资料辑集及考证方面的严谨和细密。归国后，也仍保持交往，直至两位教授仙逝。

　　1989年深秋，我应邀参加北京“中国茶文化展示周”，拜谒吴觉农先生及邓广铭先生，他们对我立志编撰《中国茶书全集校证》这项学术基础工作深表赞同，遂坚定了我付诸实施的信念。同年赴沪，又向道老汇报并请教，得到道老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他嘱我一要求全，二要存真，三要校证详赅。在认真拜读道老《梦溪笔谈校证》及总结学习前人如清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两晋三国六朝文》、前贤逯钦立《全上古秦汉两晋三国六朝诗》及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编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历经二十余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成编（四百余万言）。承吴承明先生、师友陈智超、陈尚君教授鼎力荐举，今年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而进入出版程序，聊以告慰道老、吴老及佐伯富、布目教授等前贤。此书原为撰《中国茶文化史》的一项资料准备，足以告慰胡小静学长的是：我已决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编写一部《中国茶业通史》，承某著名出版社支持，已达成立项意向。日本半个世纪前已出版数百万字的《古典茶道全集》，遂使日本茶道风靡全球。我国是茶的原产地，茶文化源远流长，日本茶道是在借鉴我国南宋高度成熟的茶艺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被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在公元1190年代两次西渡，作为学问僧，在宁波天童寺“留学”；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仍持“茶药”之说，还不知茶艺为何物。时距陆羽《茶经》的广泛流行已四百余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更不能数典忘祖。但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仍有待我们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则殆无可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回苏州工作，因忙于杂务，又虑及未便打扰年事已高、又超负荷治学的道老，除了春节电话拜年外，则与小静学长保持密切而经常的联系。小静曾蒙冤坐牢近十年；在上人社主持文史室编务后，又经常加班连轴转，主持出版了一系列好书，如《中国文化史》系列、大通史、小通史、经济史丛书等，深受学界和读者欢迎、喜爱。承小静雅意，他经手编辑的样书多寄赠赐我，与道老题签赐予大著，成为寒斋最珍贵的特藏。“文革”中的身心摧残及超负荷的工作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小静两度小中风后，竟追随道老驾鹤西去。小静学长的英年早逝，使我深感震惊与悲悼，毕竟他才长我三岁，正是治学的黄金年代，本来他退休后是可以继承道老的家学，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中大有作为的。小静兄首次中风住院期间，我曾去探视，一再劝他好好静养，万没想到不久即复发，旋即天人两隔，令人万分痛惜！小静学长恪守家训，为人一贯低调，待人极为真诚宽厚，工作十分认真严谨，认识他的人，莫不交口赞叹，对他的早逝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