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他的精神状态在‘文革’中还是可以的。痛苦当然也会有——比如，屡次让他搬家，最后搬到鼓楼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去。那间小屋子，是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东房，原是洗澡的地方，又潮，又闷，又热。他后来受不了了，就给周总理写信。他还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从鼓楼跑到公园里去，然后看书，休息，思考。他写《人心与人生》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凭对知识的记忆。他那时与人一般不往来。”

　　“其实那些红卫兵并不了解他。”梁培恕说，“别人说这是个反动分子，他们就去抄家。但他们逐渐发现，他并不是坏人。于是就减少了对他盲目的敌意。”“而他的佛性似乎也化解了敌意。一般人，你打了我，我就恨你，见了你就生气。但他恰恰不是这样。所以，红卫兵在第一阶段盲目地把他当做阶级敌人虐待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惭愧，是反省，是改变自己。”

　　“当时知识分子自杀的很多。我想他历经磨难人长寿的原因，或许是他有着佛心。他用佛心化解恶行。”梁培恕说，“到后来，他的最后一本书《人心与人生》写出来了，他很满意。说，‘好了，我的使命已经完了，我可以去也’。”

　　罗念生：货真价实，物美价廉

　　英若诚曾对罗念生有八字评价：“货真价实，物美价廉”，它概括了以梁漱溟、罗念生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学者爱国治学的精神。

　　罗念生长子罗锦鳞，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1986年，他在父亲指导下，将自己导演的话剧《俄狄浦斯王》搬上舞台，开中国演出古希腊戏剧的先河。罗锦鳞女儿罗彤定居雅典，至今已经20多年，与朋友创办了INTER CHINA文化中心。罗锦鳞在微博中说：“我家三代人都与希腊文化结缘——家父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女儿定居雅典20多年，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希腊。我把古希腊戏剧搬上中国和国际舞台。”

　　罗锦鳞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整理与出版父亲著作时的状况。当时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是“12卷本自筹出版费60万”，后来几经波折终于由“世纪文景”出版。 “现在随着读者知识水准的提高，对于古希腊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是很久以来，大家对古希腊以及古希腊文学并不了解，父亲的一生都在寂寞中做一项工作——将古希腊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罗锦鳞说，父亲的国学基础无疑是很好的，而且他还有西学。东西方文化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融汇。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将国学与西学连接起来。“我现在DNA越来越像父亲。他有几个东西对我有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中庸”——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要恰如其分，要有个分寸，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要恰到好处。”“父亲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古希腊的美学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最经济的手段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简洁，就是白描，因此我在艺术上非常追求简洁，反对花里胡哨，不知所云。简洁，能让人一下子就抓到，明确、干净。”

　　“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生过得很值。”罗锦鳞说，“虽然很清贫，虽然默默无闻，但他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说起父亲生前的遗憾，罗锦鳞说，父亲一直想想把《伊利亚特》翻译出来，很遗憾的是只翻译了一部分。而他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荷马史诗搬到舞台上去。”罗锦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