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在以出版为志业的同道们中，正弥漫着某种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不是物质生存意义上的，而是职业价值意义上的被剥夺感。

　　说到出版人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尊严，我经常会想起在文景从事出版工作的一些插曲。文景的作者、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专攻博弈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坚定布道者。去年秋天我们聊天时，当他得知文景是梁漱溟作品集的出版者时，顿时大为兴奋，说自己正在研读梁漱溟的著作，时至今日，我们无论怎么评估梁先生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尤其是，张教授认为，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楷模。我在自豪之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诧异的，一位是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一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怎么会有交集呢？

　　另一个插曲是，2004年，我们出版了10卷本《罗念生全集》后，罗锦鳞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组织了一场纪念演出，是以河北梆子来演绎古希腊戏剧《忒拜城》，当中国的燕赵之声惟妙惟肖地搬演古希腊千古悲剧时，东西方文化在中外观众的一次次掌声中碰撞、交融。

　　一个个这样的插曲，要比图书是否畅销、投资是否有回报，更能让我们有职业的满足感，更能让我们树立起出版人的尊严。出版这件事，做的正是跨越学科、跨越时代、传承思想的工作，出版这个行当，正是一个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沟通平台。这种超乎商业考量的担当，正是出版人的理想所在，也是出版的乐趣所在，足以让我们以此为自豪，并不断地提供、探索更多更好的出版产品。

　　最后，我想说，今天的中国，对于出版、对于阅读而言，还真没有那么糟糕。只要像万圣书园这样的学术专业书店还在，只要还有人能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开出像2666图书馆这样的书店，中国的出版就还有希望，中国的阅读就是在往理性、成熟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