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国家的角色也是社会个体化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素，阎氏将塑造设置的个体发展方向被内化的过程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也充分意识到这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但他似乎更多地追溯到更早的历史，反倒较少谈及“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力量和个人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较近的这一份遗产，在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的个人主义有时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毫无顾忌的“无法无天”精神，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书中所谈及的，中国的个体主义往往缺少自我约束一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的共识是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只是有些人看到这导致“无公共事务状态”（曹锦清语），有的看待它带来个体解放（阎云翔无疑是其中之一），另有人则看到它带来无序和灰色社会（如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两点遗漏

    不难看出，阎氏延续了以往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论题，但他谨慎地未去触碰其它一些。这或许也是对的，但遗漏这些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还是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遗憾。事实上，电视、电话等新技术传播对个体化观念形成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许多新时尚和广告，大多包含个体主义的理念，看看这些广告词：“自有我主张”（索尼）、“我就喜欢”（麦当劳）、“我的地盘我做主”（中国移动），这些都给年青一代的观念造成强烈暗示。而父母之所以几乎不作抵抗就交出权威，原因之一也在于新一代教育程度提高和新技术应用使不少父母产生了一种学历自卑：我中学时许多农村同学的家长，甚至不到初中学历，他们认为很多判断及很多新技术，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了解，而自己已经“没用了”。其结果是农村的年青一代常常只是“居住在农村的陌生人”，他们的心灵实际上已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尤为显眼而费解的是，他没怎么谈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化过程的影响。由于阎氏在下岬村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1994年之前，或许当地村民中独生子女仍不多，或这些孩子仍未成年（这也是另一个遗漏，即书中的“个体化”很少涉及未成年人），但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它还迫使中国无数普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孩子，且不论男女，将之视为独特的、有待发展的个体，而这些独生子女，确实也比任何群体都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处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偶然，两者相互促进。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由的个体往往都是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是国家需要严厉防范的人物，相比起来，如今确实是“换了人间”。耐人寻味的是，现在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与古代游民类似的特点，如“主动进击精神”（王学泰语），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从一个熟人社会过渡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如何让个体在获得解放后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减少其破坏性，则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