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家庭,其实和五十年后,也就是现在,步入他们经济模式的中国多数城市家庭一模一样——成千上万个家庭,在形成同一个模板。人们仿佛被一股无法脱离的漩涡气流吞了进去。男人们体内那种荒野般的生命本能,被深深地掩埋了,他们一再压低着这种本能,以便在文明世界中,更好地扮演各类成功角色,但那些角色本质是荒诞的,四围扭曲的磁场,足以使每一个落入物质时代的男子汉们,耗掉青春,丧失勇气,变得步履沉重,抑郁而寡欢。
二十几岁的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体内涌动着的力量,使他们足以抗衡这种气流,他们挣脱出来,企图寻找另一种与上一代不同的——保存生命力的方式。他们以敏锐和痛楚感觉到——城市在壮大,表面光鲜,实则脆弱荒凉。这种恐慌的气息连小城市也无法避免。凯鲁亚克在1948年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他所到达的小城珀基普西:
“它没有大城市的力量,却有着所有的丑陋、卑琐。阴郁的街道,阴郁的生活——只有淳朴和自然力量,才能挽救我们。”
布考斯基也把这样的字句写到纸上,这是他生活的城市洛杉矶:“一个荒凉的、被遗弃的世界”、“黑暗笼罩了人性,因为想要的太多,人脸变成了可怕的东西。我们每一天都遭受着意想不到的屈辱——”
3 生存的问题一直纠缠着这两个人,布考斯基几乎什么苦工都做了,屠宰场工人、看车人、卖报工……他一生的行当简直可以上演一场莎士比亚戏剧。
凯鲁亚克也一直在打短工。他仿佛无法接受自己步入正常的社会工作秩序,“为了买得起像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活——消费,这样一个系统里”,他拒绝这样做。说出来脸红,他把母亲的小屋当成自己暂时喘息的避难所,每当他远行回来,母亲总是看着他把冰箱里的东西一口气吃光,她看着他,用同一种声调,眼睛里永远闪着那种幽蓝的光,说:“瘦了!你瘦了!这阵子你去了什么地方?”
母亲在各类工厂做工,使生活得以继续。直到1957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出版,有了一部分收入,他企图改善这样的家庭状况,就写信告诉母亲——
“应该来南方和家人团聚,而不是整日在鞋厂做牛做马。苏联人给国家做奴隶。在我们这里,人们给钱做奴隶。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样日复一日……”
他把信寄出去,转回家去,看到寄宿在他那所“花了一千元租下,却一无用处的”房子里的妹妹和妹夫,看到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他的心一下子坠落。他感到自己必须马上上路。
《在路上》的出版,使凯鲁亚克的生活仿佛蒙上了好运。事实却相反。他再也写不出《在路上》这么好的作品,再也写不出如此美好而庞大的史诗般小说结尾——
“于是,在美国太阳下了山,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望着新泽西上空的长天,心里琢磨那片一直绵延到西海岸的广袤的原始土地,那条没完没了的路,一切怀有梦想的人们,我知道这时候的衣阿华州允许孩子哭喊的地方,一定有孩子在哭喊,我知道今夜可以看到许多星星,你知不知道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临之前,把它的闪闪光点撒落在草原上,使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笼罩了山峰,掩盖了海岸,除了衰老以外,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这时候我想起了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起了我们永远没有找到的老迪安·莫里亚蒂,我真想迪安·莫里亚蒂。”
这是足以在世界小说史中永恒闪光的结尾。
除了衰老,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被打上“垮掉的一代”的标签、成名后的凯鲁亚克,差不多成了一个“佛学爱好者”。他与金斯堡一起学习禅宗,但也只是浅浅地涉及了一下佛学而已。他们迷恋寒山的诗。寒山的诗经过日本禅宗文化的翻译,然后再经过英文的过滤,简直与原诗境有了天地之差,“垮掉的一代”们能吸取的也只是寒山的禅式“疯”韵而已。在第二本小说《达摩流浪者》中,凯鲁亚克借主人公一再阐释他对佛教的理解,在小说中会时不时从背着麻袋的公路流浪汉嘴里听到《长阿含经》、《金刚经》等佛陀教典,但主人公却常常在兴致来临时的祈祷开场白中呼唤着上帝、观世音、佛陀,祷告结束时又呼唤“阿门”,这种眼花缭乱的诸神狂欢非常符合禅疯子的境界,主人公企图深入禅学,告诉我们——
我根本不是“我”。我也向上帝(观世音)祈祷,求他赐我足够的时间、智慧和能力,好让我可以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清楚地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我迄今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让他们从此不再那么绝望无助。
是的。凯鲁亚克没有做到。他没有再深入下去。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禅宗学习,都没有化解掉他那带有深深的自我意识的沮丧和忧郁。在日记中,他以几近愤怒的笔调写着下面这段话——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为什么沃尔夫38岁就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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