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体内这些幽蓝的沉郁海水，一遍遍冲旋着他的内心，以至于让他在日记里不断地写下“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他用这样的警句来鼓舞自己，以此生活下去。

    而布考斯基远比凯鲁亚克粗砺，他像一块巨石一样，轰隆隆地滚动着，不管不顾向前冲。在凯鲁亚克已出版《在路上》成名之后，布考斯基仍旧一字未出版，他的小说稿件全部被退回。的确，在1950年的美国，海明威和福克纳这些大牌作家们仍健在，他们的作品让读者沉迷，同龄人杜鲁门·卡波特也已享有盛名，没有人看布考斯基那些离经叛道、荒诞生猛的“冒着生活血水和臭味”的作品，出版商如此骂他：你写的都是垃圾。30岁的布考斯基沉湎在酒醉中，有一次胃大出血，差一点死在路边。

4
    然而，到了1959年，对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两人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我是指写作生命。布考斯基在这一年出版了诗集《花朵，拳头，和野兽的哀号》，从此一直到1994年离世，像利剑一样忧伤而勇猛的诗作，频频击中人心。他成了一位诗人。他本身就是诗。他忘掉了以前所写的所有的小说作品。他体内涌动着的忧郁，猛然长成了一头蓝色的雄狮，张开血盆大口，粗暴地呼吸着，咆哮着，冲向生活，直接干脆地将肉体撞了上去。

    这种自弑精神，产生了奇异的效果。布考斯基，未死。他赢了。他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忧郁的自我，他解开锁链，勇敢地分解着生活中所有的丑陋，所有的悲痛，所有的脏。他和现实中低得不能再低，痛得不能再痛的人一样生活，分解着道德，分解着评议，分解着那些已成规定被束之高阁只用来炫耀贴金的美。他用自身试验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非常干脆，从淤泥中产生的美和痛感，形成了布考斯基独一无二的诗歌美学。外在现实的一切，都成了自身内心戏化的映照，他已不再在意那个忧郁的“自我”。他胜利地干掉了自己。

    凯鲁亚克却至死也未解决掉“我”这个问题。中国的禅学也因为土壤文字的隔碍，没能帮他。十年以后，1969年，凯鲁亚克在酒的疼痛中离世。站在他墓地前的只有他的母亲和妹妹，不远处，圣·彼德斯堡大街上的行人们各怀心事匆匆而过，各种新鲜事物正在冉冉升起，世界与以往一样，凭借一股不动声色的力量生长。电视里人们为美国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而欢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签署美国第一部允许“无过失离婚”法案——相互厌恶至极的夫妻们再不用非到发生激烈冲突才能结束婚姻了。

    躺在泥土里的凯鲁亚克嘴角微微一笑，他再也不用担心第一任妻子追着来要孩子的抚养费了——他一直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

    此时，洛杉矶，49岁的布考斯基正在屋子里给《花花公子》等色情杂志写专栏文章。除此，他做各种短工以糊口，活一天算一天，他酗酒，乱性，以坏得不能再坏的形象，消解着固有的美。他为四围的知名人士上演着各类可怕可憎的生活形象，使熟知或不熟知他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听到他的名字，就胆颤心惊、嗤之以鼻，以至在街上碰上他，就远远地避开，免得和他发生任何关系。

    就这样，谁也没料到，25年以后，这个面部坑坑洼洼、皮肤难看，身上散发着酒气，无视穿着和阶层的家伙，在他死后，会有无数个贫穷失意人，无数的另类人（这个群体里有的是酒鬼、乞丐、妓女、衣衫褴褛的流浪艺术家），他们穿得奇奇怪怪，胸前没有戴小白花，也没穿黑礼服，没打领结，只是随意自发地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他们中有的人在笑，有的流下泪水，因为——看哪，那即将融回泥土的肉体粉尘，在活着时，它们组成的那个男人，那个全美国“惟一”的男人——那个身上带有远古气息的酒神男人，他粗砺豪放地畅演了各种坏的形象，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们甚至嘲笑他污蔑他轻视他，就像痛恨自己体内所有恶的种子一样。然而，当一阵风吹来，天空中抛下大颗的雨滴，干涸的地面分解出湿晕，路边的乱草猛烈地左右摇晃，人们才仿佛听到了上个世纪才有的那种——低沉迷人的鼓声，那悠长的荒原歌声，它们因为这个人的离去而再次响起。

    这，到底是要唤醒我们什么？

    我们不得不深深地低下头去，因为，此时，他们——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已经离去的诗人，用他自身消解痛苦的力量创造出活生生的形象——那些毁坏力，恰是诸神赋予的，目的就是为了启迪我们自身——人类本身无穷的生命力，让它们不被表象围困，击垮。至此，我们终于看到，凯鲁亚克和布考斯基，他们的双手，缓缓地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