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为例，我先是听了他的歌，才会继续关注他的诗。而且我也相信，他的音乐粉丝的数目要远远多于他的作品的读者。毫无疑问，他的音乐普遍得到赞扬和承认，而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则要复杂得多——诸如，他的第二本写三角恋的小说《大方的输家》，就被人批评是“加拿大最恶心的书”。语言翻译的困难和音乐无国界的特性，使得科恩在接受上更容易以一个歌手的身份而闻名，尤其在中国。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悲哀。

    文学标准和时尚

    或许是便于民谣传唱的需要，或许是科恩本来就秉持一致创作特点，他的诗歌从表面上看并不难懂。他的诗句具有朴实直白的特点，内容也大多都是取自身边生活的某个场景。自然，作为犹太人，他也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客串”过几年禅修的“和尚”，因此他的诗歌中也有相当数量关于宗教历史和禅意的作品。

    我一向有个观点：用日常口语写出好诗更难。这是因为，书面语本身具有强烈的符号学意义，带有强烈和丰富的象征意味，而日常用语则不同。日常用语出于交流的目的，通常是陈词滥调，显得通俗易懂。当然，无论是用书面语还是日常用语，想创作出好诗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都要克服任何形式上的陈词滥调。科恩《最甜蜜的短歌》只有两行——“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这首直白的诗深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13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埃克哈特在他著名的《教诲录》开篇就说：“真正而完全的顺从，是位居首位的美德。……顺从，始终造就万物中的至善。”这是因为“顺从”能够使一个人从“自我中心”里摆脱出来。人际交往中的“自我中心”始终是毁掉双方关系的罪魁祸首，也是各种野蛮制度、独裁威权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一切的人为苦难莫不从“自我中心”开始。因此，当读者读到和听到科恩《我是你的男人》这首诗的时候，都能感到这个男人深切的、无条件的爱带来的幸福和美好。科恩用他质朴简洁的诗句证明了诗当然可以这么写，但惟有经历过痛苦的心，唯有对“人类的人”、对爱和感情深思熟虑过的心灵，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正如一个诗人朋友所说：“当我们顺从，我们知道那正是爱的缘由。”

    再者，我并不同意把科恩仅仅当作是“灵修”或者“禅意”诗人的看法，虽然科恩的诗歌中不乏此类的内容，但这种看法把科恩狭隘化了。西方世人皆知的大卫王的故事，曾经被许多著名作家改写，科恩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位《圣经》旧约中希伯来国王的故事，写得悲伤痛楚而又不乏警醒。这首涉及到犹太教、基督教、道德、伦理、上帝观念、爱情挣扎等复杂内容的诗，远非“宗教诗人”一词所能概括的，而他的“修禅”过程，也并非人们臆想中的“六根清净”，反而是接受自然中的自我，接受并正视人作为有限的人的弱点和欲望的过程。诸如他名叫“自闲”（法号）时所写的《秃山的清晨》，在清规戒律和一层层海青衫和僧袍下面，是在夜半清静时辰中生殖器的勃起——这是科恩领会的禅，更是自然在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生命本身。他给禅修老师写信告别，理由只是“我遇见了这个女人”。与其说他大量的诗涉及到女人和性，不如说是写给爱、命运和生命力更为准确，更别说他作为犹太人而写下的《不是犹太人》这首令人极其震撼的诗了。

    虽然我更喜欢科恩那深不见底“黑洞”般的歌声，但平心而论，他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因此，尽管我不得不更心仪诸如勒内·夏尔或者谢尔古年科夫，但科恩那要命的嗓音和音乐为他的诗歌添上了一对翅膀——很少有人能阻挡他的飞翔。或许，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某些人常常会不加分辨地鄙视“时尚”—既然如今科恩也很“流行”。在一些读者看来，他的深情在今天似乎已经“过时”，对他冷嘲热讽来得轻而易举并且显得很酷。但是，这种寄生性的“解构”态度本身才是真正的流行时尚，因为“深情”何其艰难，而“无情和调侃”则根本无力去建构，这正像德国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说的那样:“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

    还好，科恩的文字因其独特性而内在地与“时尚”远远相隔，这绝对不是时尚之浅薄所能掌握和了解的。有人指出，科恩曾四次在采访中重复：“我的心在火上备受炙烤，滋滋作响。”任何时尚都不会有这样的折磨和痛苦，这令人惊悚的“滋滋”声就在他的歌声里、诗行里，也在被他唤醒的我们的记忆和颤抖的胸中——“她进入我的心说：/‘对，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