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文学。或者，更直接地说，因为中国文学很糟——至少我觉得。当然，还有很多人也这样觉得。当然，我们说的是中国当代文学。请原谅，作为一种民族美德，让我们不要指名道姓，让我们打掉一片。甚至，让我们给予适度的怜悯。因为他们正在——并将继续——受到惩罚。他们的影响力猛烈下降——就像个日渐衰败的黑帮。我们感到很难受。哦不，不是为了中国文学，是为了我们自己。是因为作为健康文明的人类，我们热爱文学，需要文学，渴望文学。就像我们同样热爱，需要并渴望食物，性和新鲜空气。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有外国文学。

    因为外国文学。我承认，或者说我发现，我正在变得越来越挑剔。在几乎全面放弃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之后，我开始考虑是否同样要放弃对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的阅读（虽然后者不至于像前者那么全面）。这是读英文原版小说导致的副作用（同时又导致我更多地去读原版）。我开始不仅注意小说的作者，也开始——甚至更加——注意它的译者。正面例子：车瑾山（让·艾什诺兹《高大的金发女郎》译者）和姚媛（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译者），两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反面例子：肖铁（雷蒙德·卡佛《大教堂》译者），他毁了我热爱的“大教堂”，他把卡佛的刀锋变成了泥巴。我很愿意跟他打一架。如果一个真正的男人可以为了心爱的女人流血，那么一个真正的读者也可以为了心爱的作家挥拳。

    因为保罗·奥斯特。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原版小说是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虽然我毕业于上海外贸学院，英语六级，算下来几乎已经学了十年英语，但真正让我体会到英语之美，让我爱上英语的，是保罗·奥斯特。是他小说中每个句子的那种音乐感。是他偏好使用最简洁单词的写作风格。接下来我又读了雷蒙德·卡佛，约翰·厄普代克和罗素·班克斯。我觉得简直就像掌握了一种魔法（虽然还不很熟练）——我可以读懂小说（而不是阅读理解）！

    因为村上春树。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太小资，那么我们可以把他换成纪德。他们有两个共同点：都是杰出的小说家，都既写小说又搞翻译。歌德说，只有懂外语，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你的母语。（对，就是那个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德国人）顾彬说，在德国，最好的翻译家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最好的小说家都是最好的翻译家。不过，这跟我翻译有什么关系？请看第五条。

    因为我也写小说。因为事实正如歌德所说。因为写小说需要学习（而翻译是最大程度的精读），需要等待（而翻译可以让你有效地保持手热），需要忍耐（翻译可以帮你打发无聊，或者说，习惯无聊）。我的第一本书是译作，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2008）。第二本是长篇小说《不失者》（2009，虽然写于2003）。第三本是最近刚刚出版的译作，莱昂纳德·科恩的诗文绘画集，《渴望之书》（2011）。第四本是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2012）。第五本是我正在译的霍桑（对，就是写《红字》的霍桑）的亲子日记，《爸爸和朱利安、小兔子巴尼在一起的二十天》，将于今年父亲节出版。第六本，我想，将是我的第二部长篇。所以，你看，就像花色间隔的多米诺骨牌：小说，翻译，小说，翻译，小说……

    因为孔象象。2005年我做了父亲。跟所有幼小的婴儿一样，孔象象一方面像个天使（他太可爱了，以至于我不可能离他太远），一方面像个魔鬼（半夜的哭喊，白天的陪伴，以至于我不可能写小说）。出于绝望，我开始翻译。然后，我发现翻译成了一种希望。绝望是希望之母。谢谢你，孔象象。

    因为莱昂纳德·科恩。就像没想过要登上火星，我也没想过要翻译诗歌。我至今还没登上火星，不过我已经翻译了一本诗集。为什么？我不是诗人。而且——众所周知——诗是不可译的。（“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 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像震耳欲聋——有时甚至真的会震聋——的警钟一样回荡在每个诗歌译者的耳边。）原因很简单：因为爱。因为我爱科恩的歌。早在2003年写《不失者》的时候，科恩的歌就是我休息时最常听的音乐，我甚至把它们写进了小说的一个场景。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从事文学翻译，当然，也就更不会想到，七年后，我会成为科恩诗歌的译者。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一切都连接起来。仿佛命运的星光穿越而来，最终抵达我的心间。

    因为翻译稿酬很低。是的，这个理由听上去有点反常。但如果文学翻译的稿酬很可观，那么也许我会为了钱去翻译一部作品。反之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因而我只会去翻自己深爱的作品——那种感觉很棒，就像只娶你深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