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表现的欲望。希望人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希望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希望死后人们仍然记得你，希望向那些在你童年的时候轻视你的大人出口气等等。如果说这不是动机，而且不是一个强烈的动机，完全是自欺欺人。作家同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人——总而言之，人类的全部上层精华——几乎都有这种特性，而广大的人类大众却不是这么这么强烈的自私。他们在大约三十岁以后就放弃了个人抱负——说真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乎根本放弃了自己是个个人的意识——主要是为别人而活着，或者干脆就是被单调无味的生活重轭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也有少数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阶层。应该说，严肃的作家整体来说也许比新闻记者更加有虚荣心和自我意识，尽管不如新闻记者那样看重金钱。

    2.唯美的思想与热情。有些人写作是为了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和它们正确组合的美。你希望享受一个声音的冲击力或者它对另一个声音的穿透力，享受一篇好文章的抑扬顿挫或者一个好故事的启承转合，希望分享一种你觉得是有价值的和不应该错过的体验。在不少作家身上，审美动机是很微弱的，但即使是一个写时事评论的或者编教科书的作者都有一些爱用的词句，这对他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也许他还可能特别喜欢某一种印刷字体、页边的宽窄等等。任何书，凡是超过列车时刻表以上水平的，都不能完全摆脱审美热情的因素。

    3.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记录起来供后代使用。

    4.政治上所作的努力。这里所用“政治”一词是从它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再说一遍，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显而易见，这些不同的冲动必然会互相排斥，而且在不同的人身上和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本性来说我是一个前三种动机压倒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的年代，我可能会写一些堆积词藻的或者仅仅是客观描述的书，而且很可能对我自己的政治倾向几乎视而不见。但实际情况是，我却为形势所迫，成了一种写时事评论的作家。我先在一种并不适合我的职业中虚度了五年光阴，后来又饱尝了贫困和失败的滋味，这增强了我对权威的天生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劳动阶级存在的事实，而且在缅甸的工作经历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我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接着来了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了1935年底，我仍没有作出最后的诀择。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写的一首小诗，表达了我处于进退维谷状态的真实心境。(诗略)

    西班牙内战和1936-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最终导致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那个年代，认为自己能够避免写这种题材，在我看来几乎是痴人说梦，大家不过在用某种方式作为写作这种题材的遮掩。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你站在哪一边和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你的政治倾向越是明确，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并且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整整十年，我一直在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说话。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稍长的杂文。凡是有心人都会发现，即使这是直接的宣传，它也包含了一个职业政治家会认为与本题无关的许多内容。我不能够。也不想完全放弃我在童年时代就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健康地活着，我就会一如既往地对散文这一文体抱有强烈的感情，去热爱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对具体的东酉和各种知识表达我的关注，尽管这些可能是片面的或者无用的。要压抑这一方面的自我，我是做不到的。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所要求的和应该做的活动调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