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不仅在结构和语言上有障碍，而且这还涉及到了真实性的问题。我这里只举一个由此而引起的例子。我写的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卡特路尼亚致哀）当然是一部有鲜明观点的政治作品，但是基本上我是用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和对严谨的文笔来写的。我在这本书里的确作了很大努力，要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而又不违背我的艺术本能。但是除了其他内容以外，这本书里有很长的一章，尽是摘引报纸上的话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为那些被指控与佛郎哥一个鼻孔出气的托派分子辩护。显然这样的一章会使全书黯然失色，因为过了一两年后普通读者会对它兴趣全无。一位我所尊敬的批评家指责了我一顿：“你为什么把这种材料掺杂其中？”他说，“本来是一本好书，你却把它变成了时事评论。”他说得不错，但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正好知道英国只有很少的人才被获准知道真实情况是：清白无辜的人遭到了诬陷。如果不是出于我的愤怒，我是永远不会写那本书的。

    语言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这里只想说，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努力写得严谨些而不那么大肆渲染。不管怎么样，我发现等到你完善了一种写作风格的时候，你总是又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庄》是我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努力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为一体的第一部小说。我已有七年不写小说了，不过我希望很快就再写一部。它注定会失败，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一次失败，但是我相当清楚地知道，我要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此后一年，他就完成了著名的《1984》。)

    回顾刚才所写的，我发现自己好象在说我的写作活动完全出于公益的目的。我不希望让这成为最后的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的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然而，同样确实的是，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磨灭掉，你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选自《我为什么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