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长篇小说的年度出版总量，今年上到了4000部以上，在数量增大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地提升。仅从几个大的写作倾向来看，乡土现实方面力作，有贾平凹的以卑微的小人物形象书写乡土政治的《古炉》，有关仁山的通过干群关系书写信任的缺失与重建的《信任》，有葛水平的为土地和女性描形造影的《裸地》，有叶辛的从知青角度观察乡土变异的《客过亭》等；史事题材方面，有王安忆的由小女人、小故事书写大文化、大历史的《天香》，有方方的由普通军人群体再现北伐时期武昌战役的《武昌城》，有肖克凡的由一个剧组折现一个时代的《生铁开花》等；女性写作方面，有孙慧芬的由女性的乖蹇命运透视乡村伦理的《秉德女人》，有方棋的将史诗与神话都熔铸于长江三峡的《最后的巫歌》，有林雪儿的写女医生怀揣理想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妇科医生》，有陈婞的由失恋男性表现情与性分离的《性灵》等，这些厚重之作，使得这几个方面的写作依然构成长篇小说的中坚与主干。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直面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与专注于个人命运的时代转承的写作，都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新的探索。前者如格非的由一对夫妇的分道扬镳表现知识分子的分化的《春尽江南》，王刚的由戏剧教师的角度反思大学教育的《关关雎鸠》，歌兑的以地震为背景描述人的精神变异的《坼裂》等；后者如严歌苓的极现一个知识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坎坷命运的《陆犯焉识》，王旭光的表现一个设计师踌躅满志又总不得志的《天地之骨》等。这些作品因为在题旨上饶有新意，写法上较有创意，使得2011年的长篇小说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新异的色彩。

    另外，还有青春成长主题的集束式表现，在2011年也相当地惹人眼目。如辛夷坞的《浮世浮城》，颜歌的《声音乐团》，章元的《去年在我们的房间》，石一枫的《恋恋北京》，焦冲的《男人三十》，程萌的《断章》等。这样一些相对集中的创作现象，再与那些青春文学作家创办杂志的势头总和起来，就使得青春文学呈现出多方面的长足进取与强劲发展。

    可以说，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方面，2011年的长篇小说都特别地多样，格外地丰繁。在这些新的现象、新的动向的背后，显然是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凸现与个人风格的彰显。这种创作内在的丰繁性是比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更让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作家主体的成长，而这是文学继续前行的内驱力与原动力。

    李敬泽：盘点需要开阔的文学视野

    谈文学的时候，基本都是谈小说。仅就小说而言，有一些潜在的但是很重要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可能就像地理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常常不被人注意。文学也是这样。每到年底，各种排行榜出来，对文学算帐。局限在传统的文学视野里，算的都是很表面很有限的帐，局限于文学期刊、局限于熟悉的面孔，某些真正的变化却被忽略了。

    我们的文学视野可能是有问题的，批评家们能否真正面对当下丰富多采的写作和阅读？比如《人民文学》第11期推出了“新锐12家”，我也看最近的《文艺风赏》，都能从中看到新的独特想象力、新的言说的方式。有些作家，在网上、在书店里，已经得到读者的高度喜爱，却迟迟不能进入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文学的变革在默默地发生着，批评家需要跳出文学期刊的视野——当然文学期刊首先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如果盘点散文看不到李娟，盘点小说看不到刘慈欣、阿乙，那么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喜欢和注意到的都是熟悉的作品。

    什么是“熟悉的作品”？就是有些作品不用看都知道肯定会在专家的感受范围和阐释范围之内，会得到专家们的喜爱。传统文学视野和公众阅读视野分裂了。我倒觉得，应该分析一下批评家的视野、公众的视野和市场的视野有什么差别，努力避免批评的圈子化、狭窄化。评论家需要贴近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文学生活和阅读生活，而不是限于那些已经熟悉的的作者和习惯的作品套路、习惯的判断尺度。

    陈晓明：较欣赏贾平凹的《古炉》

    从个别作品来谈，我比较欣赏的是贾平凹的《古炉》，最近这部作品又获得《当代》最佳。我认为这是贾平凹最重要的作品，超过之前的《高兴》和《秦腔》。在《古炉》中，贾平凹的叙述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他多年写作沉淀下来的。《古炉》是落地的叙述，落地的文本。这就应了苏东坡的“随物赋形”，在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大量对物的描写。过去小说强调人，对物是忽视的，一笔带过，但是贾平凹的《古炉》对物的关注暗含了独特的道家文化和道家思想，他把物写成了世界的存在。这是他独特的地方。由于贴着物走，贾平凹的叙述缓慢沉重也非常自如。不显得笨拙生涩，而是富有灵性，浑然天成。《古炉》写出了“文革”的创伤性记忆，也了结了贾平凹本人对于中国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书写的心愿。“落地的文本”不只是在美学的风格上和叙述方法上来立论，如果要开掘出作品文本的内在意蕴，那是历史的落地，那就是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