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中，男主人公谭端午的经历，与作者格非颇有相似。格非坦言，“端午这个人是我的梦想”，因为他坚守着八十年代的价值观。在格非看来，那是令人怀念的黄金年代。而谈到现在，不乏愤世之语：“在现在社会，你只有两个选择，自外于世界或自绝于人民，做一个穷光蛋，要么你就庸俗一下，往上爬。”格非把当代人一分为二：在清贫中坚持理想，抑或庸俗地追名逐利。他赞赏前者，认为谭端午属于此类。
　　实际上，格非和谭端午，都不能划入任何一类。他们有安逸的物质基础。格非是著名作家、名校教授；谭端午靠着妻子的高收入，物质丰足。格非遗忘了自身所在的真实立场：中产阶级“文艺中年”。所谓“文艺中年”，与其前身“文艺青年”相对。在八十年代，文学最吃香时，他们迈入了文艺青年的行列。二十年后的今天，作家的头衔已大幅贬值，他们仍在创作。
　　而此种立场，正是小说的存在基础，不仅影响了素材和角度的选取，甚至影响到作品风格和修辞方式。这种立场，让格非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物质依赖症中的文艺乌托邦。
　　
    一、“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的过剩物欲

　　小说描绘了当代都市生活物质过剩的繁华图景，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中产阶级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可以参考对谭端午家的描绘：轿车、佣人、带花园的住房、等离子彩电、专门储存茶叶和咖啡的冰箱、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
　　小说中还充满了名牌商标的罗列，宛如植入广告。举例言之，在女性衣饰和化妆品方面，出现了如下品牌：LV坤包、CD、兰蔻、香奈儿、ARC'TERYX外套、Bubuerry 斜纹丝巾、UGG翻毛皮靴、Estee　lauder、GUCCI包……
　　ARC'TERYX、Esteelauder，不用常见的中译“始祖鸟”、“雅诗兰黛”，而用外文词，未免刻意。又如，提到立顿红茶，写作“泡了一杯Lipton红茶”；　介绍电子管，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细致入微到要在公司名后加注英文；两次提到便利店，都点明是seven-eleven。这些细节本可省略，但作者意在强调其洋味。
　　“拜物教”的物质中毒症，是当代都市征候群。以各种品牌名炫人，当代许多小资作家深谙此道。但格非作为“纯文学”的前辈作者，在切入现实时竟也选择了这种方式，更加耐人寻味。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谭端午与庞家玉离婚的前一天，绿珠约谭端午去“天厨妙香”喝禅茶。当她开着“白色顶棚的Minicooper”来接他时，正好遇见骑车回家的庞家玉。谭端午装作没看见妻子，夸张地吹了个口哨，大模大样地钻进汽车前排。
　　这一刻的谭端午，显然有种报复的快感。除了情人比妻子更年轻美貌，这种快感也建立在隐秘的物质优越感之上：绿珠开着Minicooper，而庞家玉曾经开本田车、现在只剩自行车；绿珠常去“天厨妙香”、“荼靡花事”这类小资场所，喝禅茶和进口葡萄酒，而庞家玉爱去“棕榈岛”喝咖啡和啤酒。
　　谭端午与绿珠的婚外恋，是小说的主线情节之一。作者试图强调其不俗的精神成分，有别于其他充满肉欲的男欢女爱。但实际上，这段婚外恋始终建立在小资的物质基础之上。
　　例如，他们两次重要的见面，都在私人会所“荼靡花事”。这里洋溢着古典的小资气氛：庭院里的石拱桥和天井、穿旗袍的服务员、青花香碟里燃着印度香、有人弹奏琵琶……绿珠点了清蒸鲥鱼、木瓜炖河豚、葱烧鱼肚、白灼芥蓝、智利白葡萄酒。酒喝完了，河豚尚未吃完。她感慨道：“这个世界的贫瘠，正是通过过剩表现出来的。所以说丰盛就是贫瘠。”
　　这看似富于哲理的隽语，由她说出，颇具讽刺意味。她的这桌美食，最终是由姨父陈守仁买单。在饭桌上，她和谭端午刚谈到陈守仁买地、导致棉纺厂的工人被迫下岗。而谭端午之妻接触过棉纺厂的下岗工人，其悲剧处境令人心酸。一边是下岗工人的贫困和艰辛，一边是河豚过剩的奢侈、男女私情的小资情调。其中的讽刺，小说人物显然没有意识到，或许作者也没有意识到。
　　诗意建立在丰厚优渥的物质基础上。其背后隐秘的暗面，是过度消费之后留下的、充满垃圾的贫瘠世界。而谭端午和绿珠们，习惯了无视甚至美化这个贫瘠世界。于是谭端午对着办公室窗外“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也能感到“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
　　
    二、“失败者”的胜利：无处不在的文艺价值尺度

　　格非在访谈中，把谭端午这类人称为“失败者”，甚至说“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写这部小说是“想代表一些失败者”，“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他充满失落地认为，当今社会，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一觉醒来都想变成千万富翁”，而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些不那么在乎钱的人，那些所谓的失败者”。
　　但实际上，小说中的“失败者”绝不失败，反而大获全胜。这源于作者使用的价值尺度。格非不满于单纯以物质经济作为价值尺度，便在这道尺度之外，开辟了一道更隐晦的价值尺度：文艺尺度。而后者是第一位的，效力远胜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