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或者说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尤凤伟的《相望江湖》，一字之差韵味全然不同。小说写的是印刷厂老总李长吉年关打理的各种俗务，以及由此牵引出的“前世今生”。徯晗的《誓言》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它来自一种母子关系，这里的母爱是一种由爱及恨的“变形记”，是匪夷所思但又确实发生了的故事。关仁山的《根》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烂俗故事。吴君的《幸福地图》从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这个不被关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间冷暖，是如此的丑恶，伯伯、伯母们猥琐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徐虹的《逃亡者2》，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徐虹小说“由内向外”的转型，由痴迷于青春讲述开始转向关注外部社会、关注自我以外的世界。胡学文的《隐匿者》也可以看作是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胡学文改变了过去过于注重底层苦难的情感立场和讲述方式。与其说胡学文机敏地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毋宁说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当下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以一个挂职作家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小说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犹如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剪不断理还乱。杨小凡的《欢乐》，是以一个农民的视角看到或经历的医院生活。东君的《出尘记》，进一步彰显了东君的文学主张或观念。

    这是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这一倾向显然带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陈思和：长篇小说的丰收年

    今年文学领域还是有较大的收获。从整体上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期，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都不仅代表了这些资深作家近年来的最高创作水平，而且从整个文坛上说，也创造了一个相当辉煌的景象。

    我阅读范围有限，此外如方方的《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等都有新的追求和境界。毫无疑问，2011年在长篇小说上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此外我还是想说说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虽然届届都有质疑和争论，但在我的感觉上，这一次是比较说得过去的。不是说这次获奖作品有多大成就（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未必能够代表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但至少是关注了在一线艰苦创作、并且富有成就的一些作家。文学奖未必能够成为优秀作品的标杆，但至少应该是一种对文学良好生态的促进而不是助长歪风邪气。我更加看重一些民间自发性的奖项，如四川的在场主义散文大奖，今年将三十万元人民币重奖给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充分显示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朗朗风骨；江苏兴化首届颁发的施耐庵叙事文学大奖在茅盾文学奖之后举行，却以耳目一新的评奖标准颁发给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宁肯的《天·藏》、董启疆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一批重要作品，展示了今年文坛多元独立的评价标准。我看重民间文学奖项高于官方奖项，因为只有民间文化活动的繁荣才是文坛兴盛的真正标志。

    白烨：看到作家主体的成长

    作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首之年，2011年的文坛，要事较多，大事不断，创作活跃，活动频繁，呈现出了前所少有的丰富景象与活泼局面。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文化强国的重要《决定》，中国作协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整体的文学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上也在稳步提升；而类型化的网络小说，则由为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延伸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