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放声大哭”，来自走投无路的历史亡灵，杂糅了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时迫使主体所体验的误认、震惊和绝望。朱天心所要探险的都市潜意识，终于在此刻爆发出来，以“他／她者的语言”的形式，宣告了当代都市文明的贫乏与症结所在。至此，朱天心所完成的，不啻是对台北古都潜意识的多层次书写，也是中文现代城市文学中极富创新意义的一部力作。《古都》一书中所收的其他篇目也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力求进入都市潜意识(例如通过咖啡馆的变迁《威尼斯之死》，嗅觉所储藏的记忆《匈牙利之水》，身份与身份证的关系《拉曼查志士》等等)，与朱天文一九九○年结集出版的《世纪末的华丽》有诸多美学与意识形态上的共鸣之处，(在《威尼斯之死》中，作为小说家的叙述者直接引述《世纪末的华丽》，称其为“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不同的评论家早已指出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是以与颓废的当代都市并行不悖的感官语言来描写城市外壳，《古都》这部中篇却直接以都市空间及其废墟场景作为潜意识的形式和内容，用反复涂写、引申的叙述文本，纵深的历史扫描来复印当代台北的政治文化潜意识。
　　对于朱天心都市小说的这一现实政治文化层面，台湾暨南大学的黄锦树先生有极为精彩的评议。“都市化——持续的、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让本土论述奉为命根的台湾性也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被抽离、分割，而失去了物质基础”，而朱天心的“老灵魂”们对H常城市生活表象之下废墟的挖掘，正是要在一个全息般深深浅浅的记忆空间里，把任何关于正统身份、政治创伤的神话消解还原为神话，因此她“唱反调式的叙事结构势必让她遭受本土论者的意识形态挞伐”。
　　对于本土论神话的超越，辩证地帮助朱天心达到了再现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新高度。当黄凡和林耀德在八十年代末期预言“都市文学业已跃居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并将在九十年代持续其充满宏伟感的霸业”时，他们所展望的正是都市文学在形式意义上的恢宏多姿，因为都市文学的发达，往往要以意义的纯洁和形式的直率为代价为牺牲。又因为都市的意义恰恰是对桃花源的否定，所以都市文学必然是摆脱了桃花源情结的，属于“桃花源外”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朱天心和王安忆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作家，也就是说她们同属于二十世纪晚期以悲天悯人的“废墟意识”来对现代社会重新观照、重新发掘的时代，她们又都在各类历史大说之后找到了“日常生活”这个尽管残损、却无法超越的经验方式和内容。后者一九九五年完成的《长恨歌》，以大上海半个世纪的历史图景为衬托，极其细腻地追述一个平凡都市女人的情感史，从而凸现出被历史大说所遮蔽包裹的日常生活以及最终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在小说的最后一刻，当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颇具荒谬色彩地死于非命，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八十年代末某一个春日的深夜，万籁俱寂，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鸽子看见了。这是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
　　　
当我们把朱天心和王安忆关于城市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时，尽管都浸透着对旧都的哀悼悲情，尽管都有一种摆脱了青春期之后的宽怀和细密，我们却不难辨认出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思考维度来。这里我既无意将两位作家排一番名次优劣，也不可能就台湾和大陆当代文学进行任何系统的对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作为一种主观情绪或者心理状态的“忧郁感”，在朱天心和王安忆那里都转化为探寻历史的原动力，转化为释放想像的诗意语言，虽然历史本身往往并不能帮助她们从忧郁中解脱。
　　一旦了解到《古都》所触及的种种令人焦灼的话题、情怀、事件和变迁，这部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地缘和历史的张力也就更加富于深意。唯有从京都一座平静安详的Doutor咖啡馆来只身遥想“政争惨烈丑陋的海岛”，唯有在记忆的版图上把台北这座“废墟上的废墟”一层一层地剥离，也唯有以外来人的身份来痛哭这没有了历史记忆的桃花源，文中被叙述的主体才真正一点一滴地流露出她和台北互为主体、互为文本、爱恨交织的依托关系。对废墟古都的发掘，不仅仅是为了悼亡而悼亡，为了怀旧而怀旧，更是为了在未来的集体潜意识里，写进芜杂、残破的历史断层和积淀。“属于女儿的时代，她会记得的，或她会为它的不在而惊恸的，会是什么？会是什么印在她的心版上？”
　　如果女儿在主人公的生活中可以使冥冥的未来日趋接近而且真实得可怕，那么丈夫则代表了使人无法再感觉亲切熟悉的现实，是无可挽回的情感离异。结婚二十年的丈夫，显然在高涨的本土意识里找到了新的激情，甚至性欲。“你看到他与周遭几万张模糊但表情一致的群众的脸，随着聚光灯下的演说者一阵呼喊一阵鼓掌，陌生极了……当晚，你丈夫亢奋未歇的积极向你，用异于平常的动作和节奏，你被拨弄着，黑里仍然不肯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