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见于《古都》里的互不连贯的引文，其实是对这部小说本身结构的进一步注释。除了川端康成的《古都》伴随着主人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叙述、被唤起的主体”)在京都的滞留，除了后半部分中反复引申、主题音乐式渐行渐强的《桃花源记》，小说还庞杂地援引了包括历代文献、殖民记载、地方县志，以及劳伦斯、梭罗、莱特和弗罗斯特等作家笔下的文字。这一系列引文无疑是用来刻意标识出《古都》后面庞大复杂的“文本潜意识”，同时也很贴切地镜照、提示出小说中另一盘根错节的引文系列，那就是对街道地名的旁征博引，形成了“铺覆街道舆图的那许多拨弄着记忆错乱的名词”(骆以军)。
　　由不同的时代和政体前前后后积存下来，而且绝大多数已经蜕变为空洞的名词符号的街名地名，仿佛一个个从“都市潜意识”的深处冉冉升上来的气泡，在台北的上空漂浮萦绕不去。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弗洛伊德曾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来描述这类浮游不定的符号，那就是紊乱无序的“记忆遗迹”(memory-trace)。储藏在潜意识区的记忆遗迹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理的，而《古都》所要做的，正是通过条分缕析这一堆记忆错乱、所指迷失的名词，从而使得庞大复杂的都市潜意识有可能依次浮现，并且逐渐变得清晰可辨。这也正是心理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和信念。
　　一旦意识到那漂浮的记忆错乱的名词其实是在不连贯地拼写或者搅乱着记忆的内容，回忆本身也就愈加明确地成为无可奈何的凭吊，正像都市潜意识所承载的，最终必然归结为“盖在废墟上的废墟”以及被掩埋其间的憧憬与情欲。随着一个属于过往的“悲情城市”渐渐浮现在记忆的甬道里，眼前日新月异的都市则相应地变得遥远而无法辨认；而“一个陌生的城市，何须特别叫人珍视、爱惜、维护、认同……”（朱天心）？至此，对潜意识区的探险和书写，在叙述过程中水到渠成地变为对压抑过程，或者说遗忘机制的质疑和谴责。
　　在这个层面上，与其探究《古都》中“艾略特《荒原》式的怀旧哀伤与对台北都会符号漂游的恋字癖、恋物癖形成自我分裂”(骆以军），不如面对并承认这一层怀旧情绪里包含的批判意识。例如在省市长大选后的次日，主人公独自来到“萧条的昔日儿童乐园前”，无意中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块石碑，上刻：太古巢旧址。这一段认指清朝遗迹的碑文，触发一段历史叙事，更给她带来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启迪：
　　　
　　你望望身旁并肩在读碑文的陈维英老鬼魂，说不出一句话。像是一则各种年老民族必定会有的那类寓言，你们曾经不具任何知识、历史知识，与它愉悦自然的相处过活，待有一天你具备了解它的知识，并略觉愧疚的重新善待它(虽然你以往对它也倾心相待)，但它再也不一样了，与过往不一样了，这，难道又只是人或民族必定会有的中年怀旧？……你带着哀悼的心情走避，死去的，当然包括你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一个“你与更多的老年枫香都将加入陈维英队伍”的时代，在这个“独独不提过往，过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冬和枫香”的城市，主人公直觉得自己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桃花源外”的想像空间，而主人公也就在A失约后空空如也地飞回台北，并将错就错地扮成日本游客，拿了旧式日人地图，鬼使神差地在理应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寻找先她而死的过往。
　　这里我们的视角和关注不再集中在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幸福桃源中人，那一片理应是鸡犬相闻、阡陌交通的田园景色，也一换而成凶险凌乱、高架往复的都市风景。对孤独的迷路人的主体意识的体会和认同，取代了对世外桃源的想像。所谓“桃花源外”空间，不单是指乌托邦竟成反乌托邦，憧憬竟成梦魇，同时也承认“忘路之远近”的捕鱼人不再因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场景及外观而惊异、而寻觅、而进入幻境。“桃花源外”是迷失的渔人在一片太平景像中痛感自己家园的遥远，是渔人面对操不同语言的桃花源居民深觉恐慌，最终是参差的历史记忆对历史终结完满论的挑破：“这是哪里？……，你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