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者或要说，朱天心哪里能比得鲁迅深刻或深沉。但这已是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时代，比起世纪初的呐喊与彷徨，作家或者只宜讪笑或自嘲罢了，即便如此，朱天心的老灵魂上下求索而百无出路，满纸道理而又矛盾处处，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鲁迅部分人物。而我谈起鲁迅，未必只是抬举朱天心，也更想指出她老灵魂式的逻辑，也可能陷入一种套套语（tautology）僵局，正如鲁迅自噬其心的游魂一般。老灵魂以其世故犬儒，作为批评天下无道，兼亦“反抗绝望”的方法。但同样的世故犬儒也可能培养出“虚假的洞见”（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甚至成见，陷溺其间而不能自拔。当老灵魂自谓明白一切，可以预言休咎时，我们得提防她是个假先知。 

　　从当代理论的角度，朱天心一脉的怨毒著书法也可找到部分解释。尼采的辱恨说（ressentiment）是论者一再指出的现代意识之一端。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人（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到色林（Celine）小说的荒唐小人，英雄都成了反英雄。他们因受辱而心怀怨恨，但沉浸在不断循回的痛苦记忆及想像的报复中，他们由自怨竟然可发展成“自爱”。受苦成了不请自来的权利，使他们由最低姿态中，尝到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而一种暴力的种子已自萌芽。鲁迅的阿Q应是个好例子吧？但仔细看朱天心的老灵魂，我不觉得他（她）们自抬早受贬抑的身价，也未必仅能苦中作乐并以此作为报复自己与他人的起点。她的风格也让我想起心理学的“不堪”（abjection）观点。 

　　“不堪”不同于“辱恨”，因为前者虽出于对外界压力的回应，却不汲汲营造内心愤恚的永劫循环。不堪的意识一样让人觉得卑下委屈，却殊少因此发挥成想像或行动的暴虐结果。折冲于体制内外，不堪的人自觉失去发言地位，因此努力找寻、挑逗对话的机会。虽明知一己的地位与声音可能成为笑柄，一股因不甘而想还嘴的冲动总是萦绕不去。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娃（Kristeva）特别强调不堪意识的“门槛”经验：不上不下，不里不外，不死不活。我们觉得不堪，正是因为我们对人与已的关系无法确定，从而有了自弃与自救的矛盾冲动。克里斯多娃把这一不堪的意识定位于女性身上，并与生命中的现象如废物，食物，及生殖连锁一处。而不堪意识的症结是被放逐的恐惧，对回归的欲望。“门槛”内外的对话由此开始。 

　　批评家的理论高来高去，但我们不妨姑妄听之。由此我们可说朱天心的怨毒著书，来自她文学与政治经验的情何以堪。她的人物中可找到不少对应例子。像《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写政治犯被放逐三十年后的回归，只陷入恍若隔世的时间错乱。像《袋鼠族物语》写平凡母亲的逐步退化与无言抗议，又像《春风蝴蝶之事》，写女同性恋在男性话语霸权下，暗递心事，都是处理时间、意识形态、语言、性别及性倾向“门槛”内外，相互交争的故事。这些被主流历史排斥的人物，是在从自己的不堪（入流）上，认知自己的身份，而这身份每每使他们无所适从。 

　　但我的用意不在以老灵魂人物印证一二理论而已。我更要说，如果她愿意，朱天心的老灵魂不必被这些理论束缚住。我在上一节提到，从《时移事往》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仔细琢磨老灵魂的历史观，却往往低估了这一史观的杀伤力。老灵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见容于主流，他（她）们穷究天人之际，应该也会将混沌论的说法，考虑在内。世事参商，牵一发而动全身。
    
    些微骚动，曲折回转，都要让我们的文化结构有所改变。是祸是福，谁能与闻。“辱恨”或是“不堪”，都各只是众多线索之一端而已。更进一步，出入在“复国论”与“建国论”、永劫循环说与“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说”，还有袋鼠族、眷村族、雅痞族、同志族等各类历史间，老灵魂早搅乱一池春水。这些不同角度衍生的史观，盘根错节，难分你我，有可能共存共荣，更有可能劝归于尽。在两极之间，物竞而天未必择，最新而好的事物不见得是进化史观的幸存者。既然没有人能够以全知角度综览过去，即使历史重演——有如录影机倒带重播一样——我们又哪里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一推论并不让朱天心的负担减轻，但也许有助于她跳出画地自限的套套语。老灵魂浮游种种历史界限间，对自己前此宣称“知道”一切的“不可知”，终必要哑然失笑罢。因为他（她）的对手正是凭借这一全知姿态，争夺历史所有权。如果没有人能自外于历史，谁又怎能为历史过去与未来塑造全景？你我所思所见，无非是万花筒般的历史鬼影幢幢？朱的新作《古都），终于朝着这一方向，作出更深刻的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