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灵魂真如朱天心所谓，可以预言休咎，那是因为他（她）们对往事看得太细太多。如果老灵魂逃避历史，那是因为未来的变数使他（她）们无从对过去遽下论断。细心看来，朱天心这几年的小说不仅仅在重复追悼一种历史而已。她每一则有关老灵魂的故事都挖掘出我们记忆过去，构想现实的又一断层。最显而易见的，她写"反共复国"迷信的消失，"革命建国"神话的兴起（《十日谈》、《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并惊异于刚破除迷信的人怎又制造神话。在国家论述外，朱为不同族群、性别、行业追寻历史，形成一种人类学式的总汇。任劳任怨以致不成人样的妈妈（《袋鼠族物语》），暗通款曲的女同性恋（《春风蝴蝶之事》），心口不一的社会良心分子（《佛灭》），时有非分之想的安分小民（《蒂凡尼早餐》），当然还有江湖老去的眷村少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每种"人类"都有他们的谱系。不应，也不能，化约为一简单的历史叙述。

    而当这些类别的人物相互交错，他（她）所构成的繁复动线，才让我们更惊异于朱天心的驳杂史观，想想袋鼠族妈妈如何有朝一日可成为半吊子股票族及政治族（《新党十九日》），或良家妇女如何在累积杂物的过程中（《鹤妻》），可能与那个杂货店老板兼恋童癖者互通有无（《去年在马伦巴》）。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生存轨迹，却都从无意义的交会甚或交易中形成自己身份的认知。朱天心应会慨叹，历史何尝不是一种附加价值，一笔多余的开销（surplus value），只是所交易的项目，因人而异。知识分子或许隐隐感到自己的不诚实，但赚到手的利益怎能拱手让出？《佛灭》中的反对运动菁英其实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一句“我存在，因为我反对”恰似政治活动的卖点，文化理论明牌。而《我记得……》中的广告商只有在命危时，灵光一现地记得往日乌托邦式政治寄托。

    从政治到广告，从历史到杂碎，识者或要诟病朱天心的犬儒尖诮。然而唯其如此，朱显示出她的眼光与众不同。主流的历史是选择性记忆过去的历史，或说穿了，最遗忘（绝大部分的）过去的历史——国、民两党纪念二二八的方式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大家急于为过去翻案或定案时，像朱天心这样的作者贸贸然跑出来喊一声“我记得”，难怪要干犯众怒。她记得我们应该忘却的，想起我们不愿或不敢记得的。由是观之，《去年在马伦巴》的拾荒者/杂货贩子角色，真是她老灵魂的原型人物，而她伪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方法，实在是良有以也。

    朱天心最近的作品更变本加厉，强调我们的记忆不只凭借知识经验，也凭借感官本能，像是嗅觉与听觉（《匈牙利之水》），视觉与味觉（《古都》）的触发。历史是时间也是感官之旅。在这方面，她的前驱是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Proust）。容我再套用本雅明论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追忆（或记得）往事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大白天也蜷缩在阴暗的房子里，点滴凝聚散乱的往事。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的奥德修斯离家二十年没有音信，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为了退却众多伺机求婚者，以织完手中布匹为借口。她于是白天织，晚上拆，夜以继日，延宕承诺。普鲁斯特追忆往事恰似佩涅洛佩织布一样。不同的是，他白天拆，晚上织。表面漫无章法的叙述，暗地自有道理可循。朱天心的《我记得……》是在这一白天拆，晚上织的层次上，将过去的可能与不可能偷偷结成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