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读书多了，才发现郑逸梅先生写的很多东西是不能作为信史的。像最近风行一时的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取舍之间，就有一定的标准，当然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有朋友可能会期待，掌故和传记里有很多文学性描写，这点要让他失望了。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从文章的角度来说，写得真不错，潇洒漂亮，但里面叙述的人物与事情，却是虚妄的居多。可能有读者因为读了这篇文章，而对其中的人物和事情有了极其美妙的想象与憧憬，我觉得，这反而是坏事。以辞害意，我所不为。至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与“写得好看”，二者如果冲突，我肯定会倾向于前者。

    时代周报：《梅庵琴人传》是一部纪传体的梅庵琴派史，你认为梅庵派在现代琴史上有何特殊性？梅庵派近况如何？

    严晓星：梅庵琴人中，王燕卿是中国最早进入高等学府的古琴家，吴宗汉是台湾地区最早进入高等学府的古琴家。促成的因素看似偶然，但我觉得也有其必然。那就是梅庵琴派的琴曲富于音乐性，曲目以小曲为多，便于初学，风格都很独特，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所以梅庵派在近代琴坛的崛起，《梅庵琴谱》的频繁刊印，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王燕卿、徐立孙、吴宗汉、刘景韶、陈心园、朱惜辰之后，由于种种机缘，梅庵派没有出现独当一面的艺术大家，技艺传承出现一定程度的断代，一些缺点反而被作为特点、优点而放大，总的来说，影响呈现下降趋势。我曾经和很多前辈交流过这个问题，都有同感。

    当然，一个艺术流派的兴衰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用包容开放的心胸来看待它。我住在南通，搜集资料，写一些心得，便是从梅庵派的历史开始，也曾一度帮助梅庵琴社组织演出，从事宣传，这中间遇到的事情，因此而生发的感慨和思考，也足够写一本书了。就说《逸话》和《琴人传》吧，虽然《逸话》读者更多，但我更看重《琴人传》。因为《逸话》这样的作品，我不写，迟早有人写，不一定非我写不可，而且对我来说，写起来很轻松。但是，《琴人传》这样的书，我不写就没人写了，很多材料就散失了，花费的时间心血也几十倍于《逸话》。

    时代周报：《条畅小集》一半是谈古琴的文章，一半是谈读书的文章，那你自认是一个古琴研究者，还是一个读书人？

    严晓星：“古琴研究者”是一个很专门化的称谓，我写的部分古琴文章也许可以叫做“研究”，但也有很多不能算是研究，只能算是有一定研究意义的散文随笔或普及型文字。我是想在研究和写作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让更多的人由此而亲近古琴、喜欢古琴。我更认同自己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极其热爱古琴的读书人。我也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古琴圈”的人。

    “清微淡远”是古琴美学特色

    时代周报：听说你只会弹几个小曲子，又自称是“圈外人”，会不会有人怀疑你写的大部分关于古琴的文章的文化价值？

    严晓星：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道理，也的确有人这样质疑。当然，要是我能精通弹琴，对写文章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但反过来说，不会弹所以文章就全无价值（会几首小曲子的确不能叫会弹琴），也不免过分。因为我写的古琴文章基本不出历史与文献这一块，涉及音乐本体的并不多，如果涉及了，也会请音乐院校的专业老师来指点。在音乐院校经过专业的训练，的确有我们不可及的长处。当然，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短处。能够互相学习是最好。有一些琴弹得很好的琴人，并不善于写文章，正如把琴弦拨响了，不等于会弹琴一样，把字码出来，也不等于就是写文章。如果不会弹琴写古琴的文章就毫无价值，那么是不是不会写文章，他们的古琴文章也没有价值呢？显然不能这么说。

    总之，对于不懂的东西，我都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决不不懂装懂，更不文过饰非。无论做学问还是写文章，好坏另说，我觉得都应该有一种真诚的态度。不过幸运的是，我从历史与文献角度所写古琴文章的不少结论，有朋友从其他角度去研究，仍然证实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必须强调，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作品有多大价值，但肯定会写出别人没写过的东西，哪怕是普及作品。我最反感那些陈词滥调空话连篇的“作品”。《条畅小集》里收了一篇发表在《万象》上的文章《古琴笔记摭谈》，是很普及的文章，但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古琴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变得崇高起来，与理学在中国的普及是同步的。因为古琴音乐是内敛的，内向型的音乐，而理学是一种内向型的哲学，所以后来“清微淡远”才成为最大程度概括古琴音乐特点的美学观念。这个观点，是没人提过的。

    时代周报：在当今的琴人中，你特别写到成公亮和丁承运，此外你还喜欢哪些琴人？你在现场听琴的感觉如何？

    严晓星：成公亮、丁承运先生是我很喜欢的当代老一辈古琴家，当然写到他们有很多机缘，并不是特地挑出来写的。其余如陈长林、林友仁、龚一、吴文光、陈熙珵诸位先生，也都是老一辈中我很喜欢、敬佩的。我的年轻朋友中，弹琴的不少，有些也是我特别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