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现场听琴，我一直觉得，在音乐厅里举办古琴音乐会，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古琴的确不是一种很适合演出的乐器，它的整个精神和气场，都适合小范围的聚会。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偶尔有名家参与，更多的时候是无名小卒们，相谈甚欢，兴之所至，去弹几个曲子。只有在这种场合，古琴的魅力与韵味才能感染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好多听古琴演奏会的朋友说没感觉，我就劝他们参与到这种场合中去。当然也许这是我的偏见。

    时代周报：当今的古琴学术研究怎么样？有你比较欣赏的一些研究者吗？

    严晓星：记得九年多以前，刚开始关注古琴研究的时候，找来找去，还是査阜西先生那一代为我们留下的成果最多，当代人的整体成果远不能和前辈们相比。给人的感觉，从“文革”后古琴演奏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古琴学术的进步却非常小。直到最近这些年，古琴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前辈未刊的著作也整理出版了，香港黄树志先生刊行了一部分；《琴曲集成》历经四十多年，去年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这肯定会对古琴学术产生影响。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郭平的《古琴丛谈》、章华英的《古琴》，虽然只是普及著作，但也很严谨，下足了功夫。林友仁、林晨父女编的《二十世纪古琴文论目录》，可以说把上世纪的琴学文献基本梳理了一遍，林晨在此基础上编出了200万字的《六十年琴学论文集》。几次重要的古琴会议的论文集，其中不乏空疏无新意的文章，但每次也都有值得重视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思想。香港的杨元铮先生是我最佩服的年轻学者，他对《碣石调·幽兰》卷子的研究，对唐代陈拙指法的研究，都体现了当代古琴学术的最高水平。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这些研究者，无论是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还是非音乐院校出身的，他们在文史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我们知道古琴与文人的关系很密切，古琴的题材、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很密切，那么从这里入手，显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尤其是对音乐院校出身的人来说，在文史方面的素养，对他们的研究一定能起到促进作用。